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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

http://www.CRNTT.com   2013-05-13 11:49:03

第一，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财力难当改革之任。地方官吏为了搞新政，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遭来民怨与社会冲突，增加“新政”的阻力。 　　第二，“新政”不但没有整饬腐败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贪官污吏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第三，政治衰败的统治者难以驾驭和消化某些“新政”的成果，乃至种瓜得豆，朝廷对地方督抚负责编练的新军就存在失控的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不仅强行镇压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 　　近年来，思想界与学术界流行一种论点，认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不强大，清朝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翻船，在预备立宪中冒险葬身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清朝不去启动政体改革，不搞预备立宪，就不会迅速垮台。前年6月，辛亥百年纪念的国际热潮涌动之初，澳门基金会与孙中山基金会在澳门举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研讨会，有位台湾前辈的主题报告也在强调类似的论点，我在当时就直言不讳：历史的过程远比结果更复杂，历史研究切忌用结果去推导过程，过于充当事后诸葛亮，在紫禁城的光鲜外表下，清朝皇权岌岌可危，已是不刊之事实，至于预备立宪是在什么背景和压力下开始的？如果清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谁能保证它能继续维持下去？还有，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强行镇压下去，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改革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追问的。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统治者不是顾及自家的存亡而轻易拨动政体改革之弦的，即便是现任的不丹国王也不例外。“政改亡清”之论，容易产生误导，徒增当今政改的阻力。 　　近年来，学界还时常出现辛亥革命不该搞、革命添乱的抱怨之声，把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与军阀混战的种种恶果都归咎于孙中山等人的暴力革命，沉湎于清朝预备立宪的承诺与历史想象，把“告别革命”的现实情怀提升为历史观，这些都是离开清末历史场景的主观臆想与过度演绎。既然清朝统治者拥有丧权辱国和压制人民的权力，人民自然就有奋起反抗的权利。杜亚泉等人当年就看得清楚，曾经手沾戊戌六君子之血的慈禧太后之所以放下傲慢的架子，同意派人出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为预备立宪做准备，就是因为除了日俄战争的结局带来的舆论压力，还有中国同盟会等暴动反清的政治压力。如果没有孙中山等人坚持不懈的浴血精神，清朝会不会启动立宪准备？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能否保证清朝完好无损地维持下去，保证中国不乱，“光绪四十二年”的立宪就能包你满意，这些问题恐怕都是未知数。只要稍微查阅梁启超在清末最后三年发表的见解，就不难知道，上述脱离晚清实际的猜测要想说服孙中山的论敌梁启超，都是不大可能的。环视古今中外，任何组织起来的武装暴动从来都不是心血来潮，历史的进程也不是任何单个力量的选择所能决定。唐朝末年的黄巢起兵是如此，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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