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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骂卖国贼有点冤

http://www.CRNTT.com   2013-05-18 11:54:00

袁世凯对日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资料/《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制图/于瀚   　　上列“二十一条”要求，以第五号最为严重，它是想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管理自己事物的实权，因此被国人视为“亡国灭种”的条款，正如曹汝霖、顾维钧所说：第五号“直以朝鲜埃及待我”。同时，为了避免英美等国的干预并逼袁世凯就范，日置益在递约时使用了三种方式威胁袁世凯：1、要求中国政府“严守秘密”并尽快答覆，不得将内容泄露出去，否则将出现严重后果； 2、“二十一条要求照会所用之纸，有无畏舰及机关枪之水印”，以示威胁之意；3、日置益还威胁袁世凯说：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面对如此威逼，袁世凯态度是不是真如教科书中所说主动接受“二十一条”了呢？   　　2、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积极对日谈判 　　很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中对中国主权的这种侵犯已经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的密约后，袁氏愤怒地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尤其对第五号最为不满：“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 　　就在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的当晚，袁世凯就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此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这些人的态度并不一致：段琪瑞主张坚决拒绝，甚至不惜对日作战；孙宝琦认为“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外交次长曹汝霖也主张接受；梁士诒则说：“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最终，袁世凯表示“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那么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中日方提出的具体要求态度如何呢？这可以从其亲自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中看出。  　　此外，对于侵犯中国主权最多的第五号条约，袁世凯曾多次手批：“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即便是到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收到限48小时之内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碟之后，他仍在最后通碟的文本中手批：“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决难承认。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由此可见，袁世凯坚持拒绝第五号的内容。另外，袁世凯还主导了整个对日交涉的全过程，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袁世凯总统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整个谈判过程中，每次会晤的记录均立即送呈大总统。他也仔细阅读，并作批示，如‘此项回答似过于明确’或‘此项必须答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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