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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对中国经济要有强烈危机感

http://www.CRNTT.com   2013-07-02 08:37:38

第二， 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年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年间依赖土地财政，此后至今则青睐于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元，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9万亿元间，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18万亿元。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元，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元，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 　　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国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我持较为悲观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类似地方政府破产这样的硬性约束，放开市政债将导致地方债务再扩张。那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为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富程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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