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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3-07-06 10:26:11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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