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郑永年：中国体制改革为何困难？

http://www.CRNTT.com   2013-08-20 09:21:54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毫不关心。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抵制。最典型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改革。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就产生于基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群体。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照样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很显然，来自这个领域的阻力并不比其他任何部门弱。 　　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发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 民众的改革疲乏症 　　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强度不信任症。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同社会发生关联的。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民众很难对政府发生信任。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遭致社会的强烈反弹。结果，任何改革变得不可能。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不过，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过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善于表达主观偏好，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拿着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评判政策，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