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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与三块硬骨头

http://www.CRNTT.com   2013-11-03 09:10:27

03 多元化才能实现稳定 　　时代周报：在你的新著《公天下》中，你指出社会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并把这个作为分析历史的一个基本框架。那从这个框架或者维度来讲的话，你怎么去分析和评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 　　吴稼祥：中国社会规模大，对稳定的要求总是非常迫切。1978年以来的改革，最大的难度是在社会不失去稳定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活力，应该是这个改革的主导思想。当然，这主要是集中在经济方面，比如说，农村改革就是承包单干，恢复农民自己种地的自主权，城市的商业改革，那么就是企业主的经营自主权，工业改革，包括外贸，就是生产、投资与贸易的自主权。所有这一切凡是强调自主权和自治权的地方，个人的积极性释放的都是活力。活力在经济上就是效益。应当说，我们国家在1978年以来获得的成就不仅是当世无双，历史也无二。30多年来能相对顺畅地改革下来，应该说是各种要素的一种汇集。 　　效率的另一面是社会平等问题，有平等才有稳定。平等和效率相当于人的左脚和右脚，那么，1978年以来，我们主要迈的是右脚，左脚现在几乎没有迈，为什么没有迈呢？因为那条腿被一根绳子拴住了。这根绳子就是反对政改的绳子。 　　经济效率的释放主要靠市场体制，而市场不能自动释放公平，公平一定是政策实施的结果，政策实施要靠社会体制。如果说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体制不是一个制衡的体制，那么，市场释放活力或者提高效率的结果，就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持续加剧，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危及市场本身。 　　时代周报：改革就是要改出新的方式、新的逻辑，而大多数人还是沉浸在旧体制、旧习惯之中，如果没有一个信息过程和学习过程，要想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吴稼祥：改革呢，第一个就是邓小平的“两试法”——试点和试错，第二个就是甜头主义，就是先找那些一改革马上就会有甜头的领域，比如说承包就是这样，承包后农民就有饭吃了，比如说城市里的小餐厅承包，一承包经营就好了，这就是甜头嘛。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假如一下子全国铺开，各个地区都不一样，甜头还没有尝到，苦头先到了，这种改革不就死了吗？比如一些过去认为敏感的领域，现在全国有好多地方，实际已经有些试点了，而且甜头已经显现。但是，上面到目前为止思想还没有统一，所以有些地方的试点三心二意，甚至故意搞砸，好的试点经验，也没有得到肯定和推广。 　　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不平等加剧，如果想避免最后崩盘，只能启动全面改革。 　　时代周报：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至今仍未厘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纠结。你怎么去看待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不同？比如，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导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吴稼祥：1980年代的税收体制是“分灶吃饭”，完成了中央上缴的份额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地方的发展，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些，活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把这个可以叫做财政多中心治理，地方的有限财政主权。1990年代以后，这个权力基本上就上收了，地方留下的可支配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一方面，因为中央的钱有点多，多了以后就胡作非为了，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不是为老百姓负责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地方政府要干一点民生的事情也没钱，所以为了要创造出收入，土地成为最快的、也是最大量的一块，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现在的“血拆”现象。地方的财政窘迫，加上任期制，再加上土地所有权的空置，现在全中国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我把这叫做“中国第四次土地战争”。政府和农民之间夺地，应该说与1990年代以后财政中央集权的能力过强，地方财政回旋余地缩小有很大的关系。 　　与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相比，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不同的改革。人人都知道1980年代是个黄金时代，为什么是黄金时代呢？多中心治理嘛，权力下放、增加活力，假如是沿着这个方向走，如今的整个社会状态就会不一样。把钱收上来容易，要再发下去就很难，比如说“营改增”、小微企业增值税暂免，稍微让一点，但让得很少，等等，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对1990年代以来政策的矫枉，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在治标，小打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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