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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11-19 10:14:11  


 
  “场内政府”和“府内市场”这两种体制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人为选择。“场内政府”体制可以把市场体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最大程度上创造财富,但在这一体制下,市场经济挣脱政府的制约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政府如何建设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在调节经济方面,西方政府现在所能用的就是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不过,各种因素例如利率趋于零和政府债务过大等,也经常会使得这些手段无效化。

  “府内市场”体制可以把政府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可以动用包括市场和行政力量在内的因素来追求财富,但这一体制下,政府往往对市场构成过多的有效制约,甚至扼杀市场,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浪费。较之“场内政府”,“府内市场”体制具有更多的经济手段来干预市场。例如,除了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中国还具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这个部门往往被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

  正如《决定》所强调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推动不同产权的企业发展,并且“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不过,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府内市场”体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并且政府可以随意取代市场。这在过去的20多年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经确立。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还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当时人们使用的是传统马克思的概念,即“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找到了突破口,也引出了此后2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之后,到1990年代后期,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同时微型企业大量涌现。这种平衡,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但是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恶化。尽管当时中国本身并没有经济危机,但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政府果断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的拯救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错,但方案的实施出现了巨大的差错。4万亿元全部进入国有企业,导致了国企的大扩张,迅速进入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根据1990年代的“抓大”战略的设计,除了自然垄断领域,国家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发展国企,以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2008年之后,国企扩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领域,大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空间。结果,破坏了原先相对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结构平衡。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的作用则受到巨大的制约,导致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个客观的局面是,中国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争论不可避免,但争论越来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无益于国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国企的“私有化”;左派则相反,把国有企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挂钩,相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过,在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之分。从长远看,很难回避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上看,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中,一旦国有部门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失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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