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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教育变革有赖于底层力量 | |
http://www.CRNTT.com 2013-12-18 15:02:14 |
不过,虽然宽松环境重要,但是一定程度上,识人的“伯乐”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想就六祖慧能的例子来做点分析。郑先生举慧能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极富有创造力的人与教育的关系的。学校不能刻意培养这些人才,但是那些创造性人才也不能没有教育。慧能没有像其他僧人那样有机会苦读和听讲,只是一个边缘的杂役,但是,如果他没有进入五祖弘忍所在的东山寺,就没有机会“捕捉到东山寺庙空气中飘拂的佛学信息,他便只好依旧是个俗人”。在700个僧人的大寺院,成就的是这个边缘的杂役。我们的社会和教育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东山寺这样的学校,能让空气中飘拂有这样那样激发“灵感”的一点东西,但是也需要有眼光的“弘忍校长”。而且六祖做杂役是不是弘忍的刻意安排?也值得注意。郑先生专门讨论选材一章里就提到科学史上的一个美谈:戴维的最大成果是发现了法拉第。这样看来,虽然发现人才理论逻辑上困难,但在实践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是要有有眼光的“伯乐”。 激烈的高考竞争无疑是摧毁创造力的大端。要改善这一生态,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要缓解“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就此,郑先生提出“分流”,减少竞争的参与者。考大学前,一部分学生要离开考大学的队伍,去职业学校或者去作坊直接边干边学。作者认为,通过分流,参加高考的人数大大降低,从而可以缓解高考竞争。德国的分流是早期分流成功的榜样。德国学生十岁开始分流到不同轨道的学校,有的去主体中学,有的去实科中学,有的去文科中学,还有综合学校等。只有去文科中学的学生大部分人以后读大学。其他学校的学生优秀的还有机会读大学,但是比例很低。早点分流找到职业兴趣点,通过学校与公司的双元制培训,掌握技能,进入社会。既然最终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数有限,晚分流还是要分流,而且许多人成了高考的陪绑,高考失败,也无一技之长,然后从头再来,学习一门谋生技能,代价何其大!所以,早点分流对缓解陪绑是一剂良方,对学生个人,其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陪绑问题也是郑先生多年来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也把分流作为减少陪绑的一个办法。除了高考陪绑,大概在中国教育中,外语学习中的陪绑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我和郑先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中,多少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外语学习,不仅学习的结果,多数是应付考试的英语,实际应用中的听说读写都不行,而且实际上“最终只是少数人有机会使用”。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不都是在陪绑吗?为什么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因此,作者提出,“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搞清楚两个事实。其一,学生们初中、高中、大学期间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多少时间,要搞清平均用时及不同用时组的时间花费情况。我相信这项时间支出是巨大的。所以也就极有必要展开第二项调查:多大比重的人口在毕业后使用了外语,分别是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的。如果情况严重,即大多数人花费过很多时间学习外语,而日后很高比例的人口完全没有用场,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设计外语学习的位置。” 多样性的生态,就如同一个森林里,许多种动植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很好的小生境,大的可以成其大,小的也自得其乐。正如作者所说“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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