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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茅盾在“反右”运动中 | |
http://www.CRNTT.com 2014-02-09 10:43:11 |
1949年以后文化界最初发动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例如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茅盾基本居于局外人或批判者的位置,所谓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生存于从来就是丛林社会的中国来说,是基本的生存法则,也是通行的潜规则。然而,人毕竟有起码的良知和价值判断,一旦问题超过最低尺度或累积过多,便会产生刺激效应,压抑久之就要流露,甚至倾泻。之后的“反右”运动中,茅盾便经历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甚至差点阴沟翻船。 一、陷入“阳谋” 在“大鸣大放”的初期,茅盾大概也是真心相信了最高层的整风动员,比较热情地参与到其中。据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摘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记录: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老舍发言说:“我的四个小孩都不学文艺。我们写不出东西,很痛苦,他们都看见了,不愿意像我们这样痛苦,所以他们不干文艺。一切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现大悲剧,王蒙小说发展下去,老干部的下场是投河,惊心动魄,这不合人民内部解决办法。我们的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可我们这样写出来又不能赶上古典……”话还未完,茅盾接过话头继续说:“我有过同样想法。现在有没有悲剧?一般说也可以说有的,如官僚主义是思想方法问题,碰得头破血流,也可写得痛快淋漓。”对照此前那些官样的文章,可以发现,茅盾这番话可以说是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如果不是“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恐怕茅盾是不会这样性情地无拘无束地公开表达。 1957年5月15日下午,李维汉主持召开了民主人士参加的统战部会议。这一天的会议发言情形是这样的:最先发言的是马寅初,他的意见比较“保守”,说的是“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接着是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他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然后是茅盾发言,暂且不表。茅盾之后发言的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刘清扬,她虽然大讲“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但也从侧面中揭示了“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等问题。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先列举有人概括的三种机关人事情况是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无名无实,然后说,“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这一次最后发言的是民主人士张奚若,他用十六个字总结了政府工作中的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5月1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翔实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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