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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豫：为何左右两派都骂宋彬彬

http://www.CRNTT.com   2014-03-16 10:43:40

2014年1月12日，公开道歉后的宋彬彬（右二）与同学们聊天、合影。北师大实验中学90年校庆时，宋彬彬被评为“知名校友”，她的“八一八”照，也被放大了竖在校园里。这次校庆撕裂了许多东西，宋彬彬所在的1966届高三3班的校友录博客不断被访客攻击，他们聚会时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成“喝着校长的血”。 （韩萌/图）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着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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