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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杨奎松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http://www.CRNTT.com   2014-03-31 11:04:39

个案的碎片化和价值 　　韩钢：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你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韩钢：近年来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有一种批评，担心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将历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抛开这类批评声音里的“政治含义”不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个人感觉这种担心有些多余。研究者做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本属个人志趣，而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最原始的意义都是还原事实，只是还原的对象各有侧重，微观关注局部，宏观关注全局。从思维方式上说，宏观研究还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杨奎松：主要问题在于怎么通过微观的研究和具体事例的研究，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有个学生做中共建国前后一个县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变动的研究，他本来的计划是想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两个点的考察和比较。后来我告诉他你精力不够，还是先集中做一个较好。 　　他接受了，后来发现光这一个县这方面的情况就复杂不得了。光这一个县至少就有几种差别很大的区域，有山区、有平原、有临近城市周边，长期的商业化，主要种植各种各样经济作物的，平原也有旱地、水地的区域。光这一个县，因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习惯等等的差异，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所有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不是一样的，包括简单地按照土改时的政策规定讲剥削量和剥削关系，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办法具体落实。 　　韩钢：无法涵盖非常复杂的当代史现象。刚才说的南方地租，地租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权状况。地权状况非常复杂，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千差万别。奎松有个学生做过上海郊区的征粮问题研究，仅仅是江南一带的地权状况，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王海光：目光下沉到社会史上，就是要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的新的历史事实，所揭示出来的新问题，能推动当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化。这是研究趋势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现在看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基层档案，存在的数量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民间史料，民间史料看起来数量也不得了。虽然散失了很多很多，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体系，几乎每个人都建有档案，包括农村都建立了档案保存制度，因而还是留下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个也就使得今天当代史面临一个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靠一个人、一个学校，甚至靠中国今天已经不算少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生，都不可能真正和充分地阅读和利用这样大量的档案史料。这就出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微观的、相互差别的史实是如此之多，不要说咱们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两三代人，都不能给后人提供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判断来。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情况很让人兴奋，也很让人担心。兴奋的是新研究比比皆是，担心的是大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微观史，宏观的判断历史学家都不去管了，任由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其他对历史研究毫无概念的人在那里说三道四。我们想的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微观做起，尽可能多地由点到面，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然后再把碎片的、复杂的情况做一个整合，得出比较宏观的历史判断来。但今天看起来，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现实的问题是，大家都研究微观史，非历史的宏观的结论性东西仍旧层出不穷，而且冲击影响还很大。你要不要回答，你要不要应对？ 　　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序中引述过半个多世纪前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的傅衣凌的一个观点。傅当年就提出，民间史料和民间史的研究能反映小区域中的情况很重要，但不应放弃对中国社会总的轮廓的说明的努力。不过这么多年来，哪怕是民国期间的农村史或经济史，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成果，仍旧不易发现。这也说明了要在微观史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宏观史研究的成果，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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