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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

http://www.CRNTT.com   2014-07-08 09:32:12

第一个例子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也涉及到金融平台建设、金融业者的培养和金融交易规则的制订。金融改革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的不平衡。结构的不平衡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国有银行垄断问题。当民营经济已经是经济的半壁（甚至更多）江山的时候，还不存在服务于民营经济的金融结构。大型国有银行是服务于大型国有企业和少数大型民企的。用行政的方法要求国有银行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建立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中小型民营银行；要培养中小型民营银行，既要求适合于它们的市场平台，也要求服务于它们的市场规则。 混合所有制殷鉴不远 　　如何入手来达成这样的结构（平台）改革？有效的政策就是利率自由化。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利率自由化也容易做，因为这样会提供一个动力机制。不过，问题并不简单。简单的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大型国有银行。如果让国有银行利率自由化，结果必然会导致结构的进一步恶化，也就是导致国有银行垄断的进一步制度化。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金融改革方案，结果很可能是国有银行更大的垄断，结构更大的失衡。 　　第二个例子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被规定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从改革的角度来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均衡发展问题。这里既是市场平台问题，也是市场角色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人都是从经济逻辑来讨论，忘掉了政治权力逻辑和市场本身的逻辑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相持股，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权力是不对等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持股，还是民营企业让国有企业来持股，搞不好都会出现重大问题。 　　人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民营企业持股国有企业，第二种是国有企业持股民营企业。但这里风险巨大。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说，好的国有企业是不会容许民营企业来持股的；另一方面，坏的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不想来持股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是政府使用政治和行政权力，迫使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婚姻”。这里的风险有两方面。第一，如果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让民营企业持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有可能都会被拖累，导致失败。第二，如果通过同样的办法来迫使好的国企让民营企业来持股，就会发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营化浪潮一样，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这种持股的红利必然流向那些和政府有关联的个人和企业，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部私有化”，而绝对不会流向普通老百姓，因此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平等。 　　让国有企业来持股民营企业，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会更糟糕。我们可以理性地假设，坏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定是不会去持股的；国有企业要的是好的民营企业。不过，好的民营企业不太会自愿让国有企业来持股，甚至反对让国有企业来持股。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很难抵抗，因为如果民营企业抵抗，其生存环境一定会恶化。国有企业必然会利用其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给民营企业制造种种麻烦，不让民营企业活下去。这不是虚构，人们可以去看看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改造的故事。公私合营改造就是要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果，这个改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完成了，成功了。可惜，这不是因为民营企业的自愿改造，而是政治权力所致。当政府控制了民营经济赖以生存的物资供应和市场这两个环节，民营企业只有投降的份。 　　至今，很多人都没有对混合所有制想得透彻。中国存在着不同所有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已经是现实。但并不能把混合所有制，简单理解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互相持股。可以确切地说，如果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平台建设不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就不会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规则或者说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遥遥无期了。 　　总体上说，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文件。中国的确需要一个优质市场结构。但如果政策执行不好，反而会破坏本来已经是不理想的市场，导致更糟糕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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