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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社会与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http://www.CRNTT.com   2016-03-02 08:05:35

三、中产化社会应对风险的对策 　　文章提出，1、加强社会整合，防止经济波动影响下的政治波动。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会使其增加对社会的关怀感。一个社会阶级阶层位置的普遍上移，也会增加这个社会的政治话语权。工业化过程经常伴随业主与工人阶层之间的欠薪争议。后工业化社会也经常伴随街头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后工业化的初期。中产阶层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其成为这个时代第一大阶层的存在意义。 　　从美国的情况看，在1984年到200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成年人的投票率，从37.5%降低到28.2%。但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上的成年人的投票率，却一直保持在70%左右。巴西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迅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比重，但巴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却频繁发生，并没有伴随中产化过程而迎来“一劳永逸”的和谐局面。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的政治动荡，就导源于中产化过程社会整合的薄弱。的确，现代化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救助福利，使下层阶层的群众感受到较多的“获得感”，从而消解其对政府的不满。但中产阶层往往是净交税的阶层，其纳税意识的增强，也同时会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关怀提升到一定高度。 　　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不是说其会丧失政治兴趣，而是其会通过日常的各种活动，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缓解下层阶层与上层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体制机制中缺少整合中产阶层的制度设计，则中产化过程或许就会出现亨廷顿意义的街头政治。 　　2、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 　　2014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54.7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6%左右。这就是说，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后贡献了另外19%的城镇化率，但却被非农户籍所拒斥。第六次人口普查还发现，进城的农民工主要集聚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按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定，这些城市在未来不会为外地人成规模地开放“户籍”。所以，即使“十三五”规划要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内部形成的新二元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就是说，在农民工收入低于户籍人口收入的情况下，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预见的事实。 　　与此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在土地向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加速集中过程中，以“家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既受价格周期变动的挤压，也受市场竞争不力的挤压。现在全国35%以上的土地已经发生了流转。有些省份——比如江苏已经有56%以上的土地发生了流转。土地集中以后，农村内部的生产劳动关系，就开始转变为雇方与受雇方、资本与劳动力的劳动关系。如果收成好，雇主的收入会大幅增加，而受雇的农业工人的收入则仍然以议定的合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农民就会因体力不支而不能与职业农民竞争受雇的工资，因资本不足而不能与种养大户竞争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会呈拉大趋势。 　　另外，财富占有差距趋于扩大。在原有发展格局下，工资在收入中占较大比重，财产性收入占较小比重。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居民因为占有财产的多寡不同，其伴随市场变化而获得的收入也多寡不同。比如，那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拥有房产的人，不仅随房价上升而增加了资产额度，而且还会获得不菲的房租收入。那些有存款的人，也可以得到理财收入。但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农民的住房却很难有升值与生息的机会。所以，在工资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财富占有的差距、以及财富升值、财富生息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正趋于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形成了新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配置较好的地方，人们的财产增值较快，由财产增值而形成的生息幅度较大，在财产所居区位产生的发展机会较多。比如高铁和地铁线路的延伸，优质学校的建立、三级甲等医院的分布就增加了当地的地产收益和房屋资产增幅。现在，北京常住人口有2151万，但有一半多居住在五环之外。因五环之内公共服务配置优化而形成的财富升值差距与生息差距，正在形成新的不平等。城市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花费的是公共财政，但公共财政之花费所带来的升值差异，却反过来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之间或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位居民的收入差距。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在形成新的收入差距。由政府兜底的社会保险改革，本应通过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缩小差距，但实际上却在生成新的差距。仅以养老保险为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除8%的个人账户、20%的统筹账户外，还增加了12%的职业年金。在企业职工很少有企业年金的情况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就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获得，比企业职工高出了12%。城镇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每年增长10%的幅度，就比居民养老保险只从55元提高到70元享受到了更多的“好处”。这种改革，实际上正在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改革的制度设计，在“共享”方面，还缺少“公平”的调节机制。 　　所以，要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建构，缩小收入差距。要注意到：在中产化社会中，工资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资产——尤其是不动产和金融资产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严重。 　　3、加强供给侧改革，尽快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错配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压缩式的现代化，是将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之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成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全球化过程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崛起，就不仅会在消费的数量上塑造出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还会对国内的商品生产与供给等形成压力。那些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产品设计与消费理念，已经赶不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赶超型现代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消费方式上也存在强烈的赶超型动力。 　　不管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还是对服务的消费，中产阶层都是其主导的拉动力量。但国内低端制造业提供的商品，与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不匹配，所以，海外旅游与海外采购难以体现为内需拉力。人民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安全与质量诉求，与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缺少监管手段存在矛盾，这增加了消费的不信任心理。需要看到，新富阶层的消费改善速度远远快于贫困阶层。现在，收入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多数消费品，被打上了世界品牌的烙印。在公开炫富的不良风气被打压下去之后，家庭私域的奢华仍然盛行。 　　所以，如果国内的制造业不能提升其与国外同行的竞争力，如果国内的服务业——尤其是旅游、医疗、养老、金融等服务业还难以尽快提升质量和增加供给，则“长假”期间到国外的购物游将不可避免。要将高昂的外需转变为内需以去过剩产能，就必须细化商品与服务的市场，通过提质增效、改善服务以赢得大众的支持。 　　4、出台具体扶持措施，加强社会建设 　　快速的城镇化，在改变了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也解构了原有社会团结的体制与机制。农村的亲族关系，伴随进城人口的增加而失去了乡村社会的框架作用，家庭虽然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但这些功能却越来越显示出弱化的态势。在平原地区，普通农民花费在种植与收割上的时间，全年也不足一个月。在偏远的山区，土地的撂荒现象非常严重——农民更多地被非农化了。城镇社会的单位制熟人社会，已经为陌生人社会所代替，即使居住在同一个大楼，但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比比皆是，街坊之间的支持体系难以再现。 　　中国的家庭，在“十三五”时期，将继续被分割为留守家庭和随迁家庭。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也会因为就业岗位而将家庭成员分布在不同城市或城市的不同地区，使家庭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城市中心区的本地户籍人口，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普遍存在“子家庭”远离“母家庭”的问题。 　　中国现在大约有1.5亿以上的独生子女，以每个独生子女只与其父母亲相联系，则影响到的人口大约在4.5亿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负担较重，4：2：1家庭抚养关系结构已经出现。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也增加了破损风险。“失独家庭”的存在，增加了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批评与质疑。这使老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残缺家庭，会伴随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养老压力的存在，使独生子女结婚之后，不敢生第二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与上海的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所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北京的总和生育率为0.71，上海是0.74，天津是0.91。但最让人担忧的是整个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也下滑到1以下: 辽宁是0.74，黑龙江是0.75，吉林是0.76。这就是说，不仅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都市地区，出现了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问题，就连东北这个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地区，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的局面。“双独”二孩政策已实施多年，城镇化消解了其生育意愿；“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践也说明，符合政策的夫妇难以释放出生育意愿；现在开禁了“全面”二孩政策，能不能释放出应有的制度红利呢？在少子化过程中，是“养老”还是“养小”?这个问题一直会贯穿于“十三五”或“十四五”的始终。 　　正因为如此，社会建设的投入方向，不仅应该在于劳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文化、科技、体育、医疗卫生保健等社会事业内容，还应该包括人口、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阶层关系等优化社会结构的内容，更应该包括以社会服务为特色的社会支持体系——没有社会安全网，就没有抵御风险社会的基石。现在，政府在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较大、举措较多，但在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结构优化方面的投入还比较少。新加坡正是看到了现代化对原有社会结构体系的肢解，才在1991年发表了超越种族与宗教情怀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中的“家庭为根和社会为本”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所以，我们的政策投入，也应该选择先家庭建设、再社区建设、再社会建设的政策优先序。社会保险——基础养老金必须由中央政府承办——只有中央政府承办，才有理由提高统筹层次，也才有可能真正建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只有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配置功能，才能还户籍以人口登记的原初功能，做到人口基础数据的准确。在社会保险与福利配置中，不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不提升社会保险服务的可及性、不缩小各种险种之间的政府投入差距，就不可能保证底线公平。只有让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地都能够就近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才能将农村的老年人最终带出村落社会而使其进入城市社会，并重新搭建起子家庭与母家庭之间的那种“10分钟见面”关系，将家庭之间的互相支持转化为生产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保障社会保险政策的公平性。原来的改革，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制度性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制度覆盖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在低保障广覆盖之下的人口，也就是说，对这部分人口而言，改革的制度红利大于实际收益。在新常态阶段，必须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置于最主要的位置。养老金改革的初衷是缩小收入差距，但制度设计却在扩大收入差距。这种局面，有违养老金的公平性伦理。 　　5、找到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体经过了三波的制度创新过程，并由此释放了改革红利。 　　第一波以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为代表，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满足了粮食供应，提升了全社会福祉。正因为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劳动力，使之承担起城市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可以说，第一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解放了生产力的农民阶层。 　　第二波以城市体制改革的放活为动力，从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创造了国民经济的“新生长点”，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合理利用外资，使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推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城镇化过程，拉动制造业向中国成功转移，创造了“中国奇迹”，在世界亮出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使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在2012年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所以，第二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阶级。但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过慢，才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慢于成本上升速度的矛盾。根据波士顿公司2014年发布的“全球25大经济体制造业成本指数”，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中国已经达到了96，但印度却只有87。所以，以传统制造业拉动国民经济恢复的希望已趋式微。未来不得不借助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将不再单纯依据煤炭、水泥和钢铁的产量，而可能更明确地表现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第三波将以服务业的兴起为代表，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不管是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依赖，还是后工业化社会对研发的希冀，中国都将不得不以中产化过程为特色，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而赢得发展机遇，在“创新性破坏”或“颠覆性创新”中确立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就是以教育、旅游、电讯、互联网、保健、食品安全和金融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繁荣。所以，第三波发展的社会动力，当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不但为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了社会背景的支持，而且将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寄托在这个新阶层上。正如美国的《时代》杂志将“农民工”塑造为金融危机时的封面人物一样，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将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强劲推手。 　　6、就业将一直是民生之本 　　国民经济的服务业化，会明显表现出高就业率和低生产效率。应该看到，中国当前的服务员从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低端服务业中。尤其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宾馆餐饮服务业和交通旅游服务业，还具有很强的劳动密集性质。后工业化的一个好处是：在制造业的“创新性破坏”中，企业破产、停产、转产过程中析出的劳动力，易于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找到工作，化解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失业风险。但后工业化初期蕴涵的一个缺点是：低端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会占据较大比重，造成社会的低效。为什么国民经济的增速在下滑，但劳动力就业中的求人倍率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其原因就在于低效的服务业消化了新增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规模庞大的工厂在关门、或者跑路，可劳动力市场上，继续存在着“民工荒”，企业也一再抱怨“招工难”。 　　从2015年的经济数据看，沿海地区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速都比较低，而中西部“二产”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等，却反倒有较高的增速。比如说，北京与上海2015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都低于6.9%。 　　但转型中的“失速”应该被控制在一定幅度。如果经济下行速度太快，则劳动力市场上的再就业难度就会加大。一个劳动力在失去原有工作岗位到重新找到下一劳动岗位的时间就会拉长——这就预示全社会的调查失业率会趋于上升。在土地流转率较低的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工就会如2008年那样回乡务农——即使有“失业潮”，也易于化解。但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已经有30%以上发生了流转——这就是说，农民工在失业之后，即使回乡，也会有很大一部分“无地可种”了。现在的农民工，已经与当时的农民工不同了。他们文化程度较高，认同于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根本就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就不仅预示没有了工作，而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加上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体系中，绝大多数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这时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可能会将原有的“欠薪冲突”发展为“欠保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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