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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边界30年

http://www.CRNTT.com   2008-12-10 00:06:33  


 
  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个汇报资料说,当年6月至9月珠海县渔民驶出渔船200多条,只有100多条返回。“鱼虾不能拿到澳门卖,收入减少”。劳动力弱的人,完成指标有困难。许多渔民认为,渔民与工人、农民不同,渔民是靠天打捞,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不吃不睡也没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渔民们说,“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机船,渔船入了水,自己就没有渔船”。而且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

  然而,集中生产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甚至开始下降。在宝安县的新民乡,840亩水稻中减产的有250亩,新南乡则因果树无人管理,损害严重,损失2万多元。

  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的一则反偷渡汇报材料在最后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广东人喜欢吃糖,能不能考虑增加按月下发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节集中供应。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去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粤港边界地区有100多个生产队因劳动力流失、干部外逃没有播种。

  重新解密的档案

  其实到70年代末,逃港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

  广东省文教部门的一则汇报材料说,1978年前后,全省职文教系统经批准去香港的教授、副教授、主治医师乃至一般医护技术人员有上千人,其中大量人员逾期不归。当时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一位姓丘的副所长批准去港逾期不归,对省内的心血管病研究都造成很大影响。

  惠阳县淡水中学,将近30%的教职工、18%的学生有过外逃行为。外逃被遣返的学生说,逃港是因为对前途不放心。

  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动荡,从粤港边界这个“出口”跑出去的已经不只是广东人。陈香港在云南插队,一到那里就听说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去缅甸打游击,一个是去香港过好日子。“那时候大家脑子不那么狂热了,都想去香港。”

  按照后来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的汇报,除了西藏、新疆,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港。

  到今天,对20多年间逃港者的统计依然没有确切的说法。

  深圳市宝安区曾在前两年解密了一批与逃港者有关的历史档案。但当本刊记者去查询时,却被查询台的工作人员告之正在“重新解密”,原因就是这些档案公开后,“写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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