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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富西贵”的北京历史考证

http://www.CRNTT.com   2009-01-15 12:07:41  


  中评社北京1月15日电/“东富西贵”是对于北京城的一个描述,意思是说,北京城东面有钱人较多,西面地位高的人较多。“东富西贵”的这个说法,并不只是现象描述,而是有历史渊源的。但是,历史上最早关于“东富西贵”的描述,与今天人们理解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国际在线”发表文章对“东富西贵”之说进行历史考察。

  “东富西贵”的说法出现于明朝时期,其产生的原因,与大运河有关。隋炀帝当年修大运河时,一定没有想到居然会给后来的北京留下这样一个固定的格局。自从大运河建成后,它在北方的终点,就是现在北京东部的通州区,过去叫通县。元朝时期,郭守敬修了一条通惠河,从现在的颐和园经西直门连到积水潭,再一直连接到通县的大运河终点。也就是说,元代时期,沿着大运河由南方北运的物质,一直可以经船运到达积水潭,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后海地区。当时积水潭的水域面积也比今天大得多。元代的大都城,最繁华的地区是钟鼓楼到德胜门之间的一个区域,今天是一条斜街,当初就是沿着水岸修建的。从事经商的富商巨贾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元代的大都城并没有“东富西贵”一说。 

  明代的北京城与元大都不太一样。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墙,为了方便防御,比元大都往南退缩了,形成了现在的北二环路。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门,由于施工条件、地质条件的限制,城墙没有形成直角,角度倾斜的城墙将积水潭的一部分拦在了城外,后来叫做太平湖。文革时期老舍先生就是在这里投湖自杀的,现在已被填平,修起了交通枢纽。只留下一些地名,例如高梁桥。高粱桥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原来有一条高梁河。

  由于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经过紫禁城,明朝人认为有损皇家尊严,于是,来自大运河经由通惠河到达积水潭的水上航运便被切断了尾巴。从此以后,从通县方向运来的物资,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而不是像元朝一样,直接运到积水潭。大运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商路,其终点附近,都会形成市场,也成为商人们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北京城“东富”的由来。然而,“东富西贵”在明朝时期,并不完全指北京城的东西两个方向,而是指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以南的南城地区的东西两个部分。大致来说,当时的“东富”是指现在的崇文区,“西贵”是指现在的宣武区。

  “西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明朝的朝廷高官不愿意与商人为邻,因此,他们择地而居就主动选择了商人较少的南城西部,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以南地区。比方说现在的湖广会馆,曾经是明朝首辅张居正的居所,清朝时,纪晓岚也曾住在这里。“西贵”的另一个原因与科举制度有关。元代早期停止了科举,后来恢复,但是规模不大。因此来到元大都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读书人数量有限。明朝大规模恢复了科举制度,高峰时,来到北京参加科举最高级别考试的人多达万人,他们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大多居住在各个同乡“会馆”。宣南地区以外也有一些“会馆”,但数量上少得多。中国古代社会一般都把读书当成最好的出路,因此,读书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区,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区来得高贵。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题名,仕途顺畅,便在宣南地区定居,其社会的地位的“高贵”自然是富裕的商人们比不上的。“西贵”还有一个原因与修《四库全书》有关。清朝花了 10年时间,调集了大批国内一流的读书人共修《四库全书》。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一些商人借机形成了京城最大的书市,后来演变成文房四宝、古董珍玩的集散地。如今依然保留下来的琉璃厂,就源自当年。文人的笔墨芳香,当年绝对是商人的铜臭无法比拟的。 

  “东富西贵”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演变。清朝后期,西方人频频直达北京,而他们到达北京的路线,大多都是海路到达天津,从天津向西,经通县到达北京。也就是说,外国人到达北京也是从东方来,这也是他们在北京城东部形成使馆区的原因。而且,当年来到北京的西方人,也更喜欢崇文地区的商业氛围,而不喜欢宣武地区的中国文化氛围。东交民巷成为使馆区以后,大量外国人便居住在东部,以至于现在的使馆区也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
 
  那时的外国人就等于富人,似乎更加强化了“东富西贵”的说法。虽然后来也有不少人认为,有钱的外国人才是真正的高贵,但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大多不接受这种看法。直到今天,虽然北京城的东部显得更贴近现代化,灯红酒绿、高档消费比比皆是,但是,“东富西贵”的印象依然没有在北京人的脑海中抹去。与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集中在宣南地区类似,如今的北京城西部,集中了大量的高等院校,似乎是沿续明朝时期形成的“东富西贵”的传统。然而,现代人常常把 “富贵”当成是一体的东西,并不像古代中国人那么严格区分,因此,现在的“东富”,也开始追求高贵,现在的“西贵”也开始追求财富。“东富西贵”如今也只是一种历史的残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