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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户籍改革：仅试行三年给人想像空间

http://www.CRNTT.com   2009-03-08 07:15:40

后来我(筹拍《青红》前)回去过一次，离贵阳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但当时的印象里，山路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那次回去时我以为他们还在说上海话，我就跟他们说上海话，却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 　　小孩没有户口，反正父母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在贵阳一直呆到13岁，后来因为我爸调去了武汉军区话剧团才离开了工厂。那时候没开放，自由职业和停薪留职这些说法都没有的，调动和迁移都需要户口档案。我爸有过好几次机会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戏在上海戏剧节上获了奖，当时大家都让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户籍、档案和人事这些个就嫌麻烦，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没回上海。我一直为我父亲觉得可惜，户籍制度对人的这种隔离，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原来打算拍的一部戏，写的就是当初厂里的五家人。他们从厂里跑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其他四家人，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里，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们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浦东郊区农田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户口，小孩当时也没法上学。我认为这五家人非常伟大，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随父母去了武汉后，我在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读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上海人，武汉又算什么。我对那时穿过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别深，后来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时都留着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武汉人眼里这件衣服特土，他们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反了吧，怎么叫我乡下人？其实想想我还真的是乡下人，第一堂是英语，第一个问题就没人回答，老师就点了我这个新同学的名，我起来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后来去了北京读书，也几乎没有想过“回上海”，我对上海其实没什么印象，也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认同为上海人。15岁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个人去了北京。那时候我有了集体户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户口这个意识，虽然只是集体户口。 　　我怎么就离开北京了呢？ 　　我们家一直都这么漂来走去的，没有太强的“我是哪里人”的概念，但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北京读书，在北京呆下来是天经地义的。直到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我们那届可能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要面临(户口的)选择了。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机会很少。我学分比较高，学校问过我要不要留校，那时年纪小，23岁，傻乎乎的，经不起这种考验。当时就想搞创作，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太适合，稍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后来北影厂提出要我过去，但没多久北影厂的机制也变了，又去不成了。 　　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比我聪明，他们知道北京户口多么重要，他们按兵不动，比较有韧性，哪儿都不去，就死耗着。反正学校也只能把你的户口压着，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寻找机会，最后大家的户口也都落在北京了。当时我不敢扛，觉得很恐怖，没有身份怎么办？再加上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那边答应让我过去就拍电影，我就去了，把户口和档案都调去了福建。一到那儿我就后悔了，从此我和北京就没关系了啊，一辈子都是福建的了。我在北京生活学习了10年，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恐慌了一段时间的。 　　刚到福建时我就下定决心了，什么行李都不买，什么家具都不买，就一张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知道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那时候领完工资，250元钱肯定压在枕头下面，用来买机票的。那时回一趟北京坐联航250元，这个钱打死放在那儿不能动的，剩下的买烟。开始住厂里招待所，后来给了我一个宿舍，我就拣了个沙发搁在宿舍里。 　　在这期间我就折腾剧本，折腾了五六个剧本。听说同班同学胡雪杨已经在上海开拍《留守女士》了，我把这个意思和厂长说了，结果厂长表态说，我们大学生要锻炼五年。我一听，没散会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说我走了。我回宿舍去把包一拿，把钥匙给了人管着，走了，从此就一直没回去上班。我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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