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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改探路　号召官员杀开血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前述那份报告指出：珠海机关公务员普遍缺乏危机感，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弱，遇事推诿，互相扯皮，严重影响了项目进度。同时，政府办公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内耗问题，所准备10份文件有8份是用于政府部门之间事务，80%的精力都用于参加政府内部其他部门的会议，直接应对个人及企业的工作付出太少。 　　当地的主政者曾努力改变这里积弊已久的官场风气。但缺乏有力的手段。一件事情让当地的一位学者记忆深刻：有一次，市长召集他们开会。当中有人向市长反映一个问题，希望他能够重视解决。令人意外的是，市长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他已经碰到过好多次了，批示过好多次，“但几年下来这个事情还是这样，没有解决。”结果，市长也加入了这个抱怨的行列。 　　“连这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感到无奈的时候，我知道，要改变这个城市已经很难了。”这位学者叹息。在采访中，这样的抱怨无处不在：从普通的老百姓，到企业商人，到学者智囊，再到官员自己…… 　　当地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从制度环节来看，珠海的一线公务员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是因为待遇优厚，不愿犯错，一切照“章”办事，而这里的“章”，大多数是从维护部门利益、方便部门管理的角度制定的。2008年初，一位广东省代表曾经在省两会上反映，珠海的GDP远比不上广州，但其同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却比广州高出50%。“一个科级干部月薪可以拿到一万多。”“处级干部年薪接近20万，仅车补就高达3000元。”另一位官员则抱怨，珠海的领导更换太频繁，城市的定位也随着领导的更换不断更换。 　　“珠海的发展思路一直摇摆不定，每谈出一点东西来，大家看着都有点激情，但后来发现这个思路又不行了。”这不只是珠海的问题，也是全国城市的通病，但珠海的情况显然更严重。 　　“广珠铁路，这个铁路动工了三次，叫三上三下；横琴岛的规划和定位经历了三次，叫三起三落；港澳珠大桥三易其名，也是三起三落。‘狼来了’喊多了，大家都不信了，珠海也一样。”激情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摇摆当中被逐渐磨灭。 　　改革是唯一出路 　　“珠海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发展压力，解决根本问题，还要从更大力度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入手。”广东当代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杨正浒说。 　　与珠海市政府机构改革联动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这些事靠职能部门和财政拨款，什么时候能完成？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转移必须有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去承接，政府才有可能转变职能，集中精力于政策、规划、监管和服务。”在珠海市政府机构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珠海市改革办主任戈晓宇解释了珠海此次改革的背景。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私下的表述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是珠海缺钱。无论搞横琴开发、高栏港区开发，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钱，国有企业是很好的融资平台。据悉，目前珠海11家国企承担着珠海市30%的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仅防灾减灾的项目投入就达100亿。 　　“2009年，珠海为支持政府项目向银行举债的规模显然过高了。”杨正浒一直在关注珠海的政府负债水平。他担心，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负债高峰。 　　怎么还？这是个问题。政府的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占了珠海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例。由房地产带动的财政收入占近三分之二。现在的情况是：珠海总共可开发的土地面积将近400平方公里，现在已经开发了150多公里，批而未用的接近160平方公里。现有的财政还可以依赖的土地已经所剩不多了。 　　财政的薄弱，直接影响到的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迄今为止，珠海已经出台了较为全面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但在现实操作中推进的力度不大。”一位参与政策制订的官员告诉记者。广东的意图是，让珠海借鉴香港的经验，在社会管理机制上能够跟港澳接轨，最终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 　　甘霖表示：政府要 “放权”，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权让渡出去，就必须由社会组织有序、有效 “接力”，这样，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得以实现。 　　“珠海发展的压力很大，如果有第三方组织帮分担一部分社会管理，政府就能解脱一部分精力出来。”杨正浒说。 　　“现在珠海哪里还有钱去购买社会服务？”一位官员反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相当大。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改革的方向。 　　无论如何，珠海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已经破题，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农村社区民主自治和社会组织的试点工作已经在推进。具有一定社区民主自治基础的香洲区翠香街道及青竹社区居委会等被作为社区民主自治的试点；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则被确立为社会组织的试单位，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按照珠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时间表，珠海将在2013年完成试点工作。 　　“一切问题的解决终归都要回到改革上来。不推动改革，前30年累积的问题无法解决；不推动改革，珠海或将无法抓住历史的机遇。”杨正浒说，改革是这个城市的唯一出路。（本刊记者：郭芳　刘建华） 广州开发区：从这里看广东未来 　　汪洋曾说“广州科学城代表广东的未来”。广州开发区及其所在的行政区萝岗，当地人称之为“开萝区”，三年间这里发生的变化，浓缩了广东的嬗变之路 　　“占地多、有污染的项目一概不要，通通要拿走！产业转型升级，我们首先要把笼子腾空，把小麻雀放出去，再引来金丝鸟，最好是腾笼换凤。” 　　薛晓峰所说的 “小麻雀”，包括一些合同金额超亿元的项目，这些在很多城市很可能是抢手“香饽饽”，但在广州开发区，在决策者权衡种种利弊之后，痛下决心，“甩”了出去。 　　薛晓峰，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萝岗区委书记，从2007年开始，他忍痛扔掉了一些“香饽饽”，自然有新的打算。“九龙工业园新安排进来的项目投资密度达到了每平米700美金，而转移走的20多个项目，每平米投资密度不足100元人民币，从100元人民币到700美金，这是多少倍的提升啊？ 　　“50倍。”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广州市萝岗区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在一旁插话说。 　　但在九龙工业园，萝岗区的一个区级工业园，还有许多制鞋制袜项目。开发区的决策者们果断转移走二十多个旧项目，被安排进来的新项目虽只有七八个，数量下降了一倍多，但其产值效益翻番增长。 　　从2007年开始的“腾笼换鸟”、“腾笼引凤”，让广州开发区近3年来新引进的项目，投资密度从500美金提高到1000多美金，整整提高了一倍多。到2009年年底，广州经济开发区和萝岗区的“米产”，也就是薛晓峰常常挂在嘴边的土地产出效益，达到每平方米创造的工业产值超万元，GDP超3000元，税收收入800多元，同比达到两位数增长。去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增40%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增30%以上。“广州开发区是广东省‘双转移’战略的最直接受益者，下一步要把开发区打造成为全省‘双提升’的核心载体。”薛晓峰说。 　　“送嫁妆”与“加减法” 　　最初的转变并非如此轻描淡写，而是相当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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