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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家”与文化和解

http://www.CRNTT.com   2010-05-17 12:11:52

其实，时至今日，北大再拒绝胡适先生只能显得滑稽。关于胡适，过去二十年间，学术界、民间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几乎无人不识胡适之，而知胡者也是拥胡者，接受他的观点，钦敬他的美德，向往他那挥洒的生命形态。在胡适被污名的时候，北大自然可以躲避胡适。当胡适已成为受人赞誉的精神、文化的象征二十多年后，当普通北大人也以胡适为荣后，北大当局再拒绝胡适，只能让北大看起来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现在，北大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学术重镇，终于承认胡适，这象征着北大终于准备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从哪儿走过来；更广泛地看，也象征着“民国学术”已逼近在大陆被全面承认，二十世纪前后两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的和解过程大体接近完成。 　　二十世纪上半期，具体地说，就是从胡适时代开始的一二十年，乃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最具创造性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先天、后天优势是后世难望其项背的。彼时现代社会正在建立之中，中学之根尚未中断。后来成名的学者大多成长于传统社会中，对古典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有亲切体认。另一方面，彼时中西交流极为便利，这些学者多有负笈留学欧美日名校的经历。如此成长经历，注定了他们的心智极为开阔，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会通中西。 　　他们确实成就了一番大思想、大学问，不光开中学风气之先，更能获得西方学界承认。在笔者略微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陈寅恪、钱穆先生的史学，张君劢、吴经熊先生的宪法学，金岳霖、冯友兰先生关于“道”的哲学，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社会学，张奚若、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学，萧公权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瞿同祖先生的法律社会学，钱钟书先生的文学批评等等，均具有典范意义。 　　可以说，这批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范式”。它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对西方的照搬。它与中国传统保持着内在的联系，对西方传统则进行了消化、转换。中国传统学术追求贯通的意识与西方现代学术之深度思考相互融合，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倾向与西方学术的专业化彼此会通，甚至中国古典语文之典雅与西文表达之精准，也融合成一种特殊的思想、学术语言表达范式。这些思想、学术、语言范式，乃是“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产物——而这恐怕是中国生产自己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最可取进路，此乃现代中国之正宗“学统”。 　　后来的学者就没有这一两代学者幸运了：中学传统断裂，国人只知西学，而不知《论语》、《尚书》；学者对古典缺乏切身体认，也很难具有中西沟通的意识。不过，大师们既已承先启后，奠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传统，后学只要沿着这些榛莽初辟的通路前行，即可以现代之我为本，上达古典，旁通西学，中国思想、学术的生命自可壮大。 　　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大陆思想、学术与旧时代坚决决裂，陈寅恪、萧公权、瞿同祖那一辈学者创造的现代中国学术范式无人接续，被刻意遗忘，人们不能了解它，更不得接受它。他们本人和弟子们反而被迫清洗头脑，接受另外一套话语和思想范式。而这套范式具有高度的封闭性，缺乏再生产的潜力。在这种贫瘠的土壤上成长出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学术，既无古典根柢，又无现代内涵，恰一似孤魂野鬼。直到今天，坊间也多是野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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