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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

http://www.CRNTT.com   2010-06-30 11:32:59

在台湾，“公共知识分子”大概指向哪一群人？ 　　杨照：2005年我写了《十年后的台湾》，其中我花最大力气写的那章叫“民主的准备不足”，当民主突然之间到来了，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威权到民主的这一条路，不可能用正统知识分子想象的、教科书的民主来解释，民主有自己的机制。教科书上的理解没有问题，民主最难的是从威权转到民主的那段，这段转变绝对不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它中间就有很多机会、斗争，大部分社会都在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一般会出现两种问题，一种是国家实力走下坡，国家从威权走到民主，就会产生资源不足，在开放的过程中有更多人来抢这些资源，这会非常残酷、激烈。还有一种情况和台湾比较像，社会资源比较多，实力往上走，利益的诱惑也很大。最后大家看到的都是利益，它会有高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和诱惑会伤害到健全的民主。可这些问题很难去应对，台湾就是太明确的例子了。像梁文道就讲，《十年后的台湾》反映的东西对他们香港人来说一直是很矛盾的。台湾不是一个好例子，你看到那么多坏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对的，一切要慢慢来，就算你得到了民主也不是你想象的民主。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时代潮流，它必定还需要自主意识，还是有些人脑袋要清楚，他知道什么事情要来。他有最基本的责任感，即使他看不到，他还是要有耐心一直说一直说。这就是我最佩服南方朔的地方。他一直说，你要耐心、耐心，他三十年一直讲、一直讲。从这个脉络，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谈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几个人心里其实是明白有一种无奈的好笑，就像一群无用的人，但他们还坚持、有耐心，自己满足自己，自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如此而已。因为我们有1970年代到1980年代那一段“知识分子”历史，所以还对知识分子这件事情有点热情，还在做这种狗吠火车的事情。虽然时代环境改变了，但 “知识分子”那些东西在他生命中也还有遗留。 　　知识分子与政治挂上钩后，很容易造成分化，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些年中又是如何分化的呢？ 　　杨照：台湾知识分子从1970年代开始一路在分化。在1970、1980年代，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最大的接轨点是“左右统独”都在一起。当时的宗旨是反国民党，但更大的宗旨是反台湾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向。因为那个状况下，社会发展太不平等。台湾经济的发展很明确，就是牺牲农业扶植工业，所以农村非常凄惨。“左右统独”为什么都可以在这里，因为那种农村的状况对于台湾出生的农村子弟，是不可接受的；对于像陈映真他们，在西化潮流里面只剩下农村保留着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本质在农村和农民。对农民的认同和热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公约数。 　　可是到了民主运动起来之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分裂，最大的分裂就是“台湾本位”和“中国本位”对立。“中国本位”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不可能走太远，“中国本位”是相对虚幻的东西，所以相对而言“台湾本位”影响更大一些。 　　从1996年李登辉当选开始，知识分子又有一拨分裂，分裂的标准是怎么看李登辉。有些人认定李登辉是“台独”派，这就走了一批。1996年在政治上的选择，我最早是帮许信良的，当时我们被打得满头包。1994年，许信良就开始准备党内初选，他当时的口号是“大胆西进”，就是跟大陆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进党参选，名义上我们还是在帮民进党。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二天要投票了，我一个朋友林凤飞——他当时当“文宣部”主任——拉我到饮水机旁用闽南语说，你不要笨，不要搞错哦，明天你一定要投李登辉。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投彭明敏没有用，因为他不会当选，你一定要让李登辉的票足够高，给别人看。到了2000年，陈水扁上台又笼络了一群人，又走开一群人，这样就所剩无几了。 　　分裂到最后，剩下最小、阵营最薄弱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叫他们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要把他们和学院知识分子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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