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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 |
http://www.CRNTT.com 2010-09-01 14:19:35 |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采访整理/张凌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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