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二五”如何推进民富

http://www.CRNTT.com   2010-10-23 08:51:39

中评社北京10月23日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结束。虽然舆论热捧的“包容性增长”一词并未出现在全会公报中，但从公报提出的“十二五”所要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来看，“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还是在规划中有所体现。 十二五应解决国富民不富问题 　　目前，中国不患于增长和发展之不足，而患于大部分国民不能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从即将成为历史的这5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在此过程中，虽然国民也享受到了比过去更多更好的政府公共服务，民权的保障也比过去有所进步，然而，总体来说，多数国民所得与分享的公共服务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体量是不匹配的。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高市场进入成本等蚕食了民众的消费需求和发展能力，致使消费社会迟迟不能到来，进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系列结构失衡乃至扭曲，并最终使得中国在过去几个五年规划中早已提出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得不到实质推进。 　　由此来看，“十二五”的目标任务虽然已确立为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结构调整，但实质却是解决“国富民不富”的问题。 　　“民富”既是中国社会阶段性的发展目标，也是一个长期任务。要实现“民富”，当然首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但本质而言，它更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机制是否顺畅。因为只有国民能够自由地创造财富，财富的源泉才不至于枯竭，从而社会可分配的收入也就越多。从这个意义说，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表，打通社会的财富创造机制才是里。 发展权利与机会的开放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对个人发展权利的开放和保护是创造社会财富乃至实现民富的最好方式。没有发展权利的平等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人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创办企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制度的出现，私人经济从而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最终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富。 　　事实上，对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强调，也关乎分配关系的调整。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一个根本原因是个人在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一些人和群体离权力近，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发展权利上的差距需要政府将发展权向全社会开放，就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并在制度和政策上作出相应安排。这虽然涉及到政治改革，但在现有的制度内，还是有改善的空间。 　　目前来说，急须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包括：对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实行零准入，并大幅减少它们在发展中的各种税费；加强工会的力量，建立工资集体谈判机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并按家庭征收；强制国企向国家分红，用分红所得充实社保；政府不得强制拆迁，且拆迁按市场价补偿。 　　 　　上述制度虽多数已建立，但很不完善，没有真正得到执行。 政府公权力须有限制 　　与此同时，尤其要对政府的公权力进行限制。对个人发展权利和机会的保护与对公权力的限制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在现实中，侵害私权利最严重的恰恰是政府的公权力。政府往往是造成不平等的一个根源。政府的考核体系、财政体制、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等，如果运用得不对，都会导致不平等的出现。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管制传统、又掌控着社会大部分资源，主导社会经济运行的政府而言，其自身的施政行为，执政水平和能力，为民服务的意愿，以及权力是否受到监督等，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假使权力不正确地使用，它本身就会成为社会的一大风险源。 　　政府对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破坏，一方面是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和管制，阻止人们进行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是在国民创造的财富中，通过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形式抽取过多。所以，从财富创造的角度而言，要改革政府，除了一般性的职能转变、限制权力外，重点要放在以下两点。 　　一是打破除行政垄断。如上所述，行政垄断以政府的力量行企业之事，以管制为手段来限制个体的经济社会活动，窒息了社会应有的活力。而且行政垄断不除，社会创造的财富会以垄断的方式加速流入到政府及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群体手中，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平。 　　二是对1994年体制进行修正，改变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的状况。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基于当时中央财政吸取能力的下降情况而做出的，它实际是将原先赋予给地方的权力上收，但由于责任没有同时上收，由此造成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系列矛盾，并进而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如目前的土地财政是造成房价高涨和地方调控楼市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的改革也关乎政治改革的稳定推进。就中国当前状况而言，全面推进政治改革难度很大，也有一定风险，一个稳当的切入口就是改革政府。因为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不当和过度干预是造成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而政府的干预又来源于其权力过大，尤其是领导人的权力过大，因此，如何约束和减少政府的权力，将政府行为纳入公开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就非常重要。 　　从五中全会的公报来看，“十二五”对包含上述改革在内的多数改革都做了安排。这是好的。问题是怎么去落实和执行。中国一向不缺好的理念和目标，很多理念和目标在具体实施时，由于没有政策保障，落实不到位，最后沦为纸面上的口号。“十二五”必须避免此种情形，拿出决心和勇气，对社会经济中一系列导致发展不平等和有损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制度和体制，进行改革。 　　作者：邓聿文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0-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