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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重要的罗常培，日后在学业上取得很大成绩。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罗常培（1898-1958），早年醉心古典，记录整理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大学毕业后，转入哲学系半工半读。正是因其及早改换门庭，走出“国故”社的陷阱，日后才能进入主流学界。罗常培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罗先生，正努力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也很得政府信任，罗常培后来也不愿提及那倒霉的《国故》。从《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到《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回忆并怀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从朦胧到光明》（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纪念“五四”要和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1952年5月4日《光明日报》），再到《自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罗先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国故》杂志。谈及“五四”时，他更愿意追忆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如何和闻一多等不顾当局高压，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 　　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好不容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版的《新光》杂志1卷6期上，找到了《国故》骨干俞士镇的《居忆旧录.一、刘申叔先生》，其中有这么一段：“戊己之交，新思潮方炽，余与同学辈请于校长蔡孑民先生，创设《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并拨给校舍一椽，为办公处所。遂推举先师及黄季刚先生任总编辑。……月刊之创也，志在整理旧贯，与校中《新潮》等刊物并行不悖也，外间不察，肆为鼓簧之论，报纸如《公言报》等，径谓：‘刘黄诸氏，以陈胡等（指陈独秀胡适）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故组织一种刊物，名曰《国故》月刊。'而各书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思潮之敌《国故》月刊'之帜，道路流传，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师，先师忧愤内结，遂以不起。嗟嗟！《国故》诞生，乃反足以促先师之死，是则又岂余侪所及料耶！”这是目前我唯一见到的《国故》同人的自我辩护，值得全文抄录。不过，这位活跃于沦陷时期北京学界的俞士镇，在此后的中国政坛及学界，都不被关注。 　　不是说“一班刊物竞成三”吗，日后的追忆文字，为何只提《新潮》和《国民》，而不太涉及《国故》？除了该杂志被定位为“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了反派角色，更因当初国文门1916级大多数同学参加的《国故》月刊，在思想及学术上，确实没能打开一片新天地；即便“整理国故”的业绩，也都不及新潮社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便有业绩，也不被记忆。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更应该努力理解“五四”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五四”是不是激进，当然激进，不激进无法冲破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锢与牢笼。我们要追问的是，何以以激进着称的北大，内部竟也如此“四分五裂”？历史最后选择了什么道路，不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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