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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和苏联僵化的体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08:47:32

亚历山德罗夫那段轻狂、傲慢的话还和他的个人利益有关，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是他主持设计的。发生事故的反应堆是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而当初研发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的项目学术指导和这一类型反应堆的发明人也是亚历山德罗夫。该类型反应堆在用于舰艇和列宁格勒核电站时，都发生过事故。20世纪70年代，在列宁格勒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的沃尔科夫和伊凡诺夫就指出过该类反应堆存在着安全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纠错的建议，但他们的建议却被亚历山德罗夫束之高阁。即使后来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一号反应堆也发生了事故的情况下，亚历山德罗夫依然无动于衷。  　　1986年，亚历山德罗夫已经83岁，在学术上早已过了创造性的年龄，却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让他处理复杂的不断出现的学术新问题并应对方方面面的情况，显然是勉为其难。他自己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不久也说过：“领导像原子能所这样的大研究所和一些极其复杂的项目，并同时要操心科学院，应当说，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结果下场悲惨。所以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认为，从此我的生命和我的创造生涯就开始结束了。”  　　从亚历山德罗夫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在苏联体制下科学界的某些弊端：第一，把“让领导安心、放心”放在第一位而无视学术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歪风(像卡皮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只能遭到冷落)；第二，科技权威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积习；第三，官学兼任才能亨通的现象；第四，知识与人员老化，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科技的发展。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的配备则反映出苏联工业企业的粗放经营风格。例如该核电站的站长布留哈诺夫只具有燃煤发电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总工程师福明也只有非核发电厂的工作经历。主管第三号和第四号核反应堆的副总工程师季雅特洛夫只管理过一些小反应堆。为核电站配置的所谓专业消防队竟然根本没有受过应对核事故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核电站的安全生产就很难得到保证，而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无法有效地控制灾害的扩展。  　　综上所述，反应堆本身结构上的缺陷和核电站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欠缺，注定了核事故是早晚要发生的。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如何应对灾害，减少其危害，是对苏联体制的一个巨大考验。然而，考验的结果暴露了苏联体制的严重缺损。  　　首先是教育的缺损。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各级官员，一开始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故的严重性。核电站周边的居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遭受严重辐射污染的地区生活，根本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乌克兰、白俄罗斯大片受辐射污染地区的居民对危险更是毫无防备。生活在核时代，对核危害却如此无知和麻木。这正好说明了苏联教育政策的失败：这种“教育意在使人不能超过当日政府所许的知识和教育”(陶行知语)。  　　其次，考验还暴露了苏联法制与言论自由的缺损。所有的社会信息都由苏联官方发布。而苏联官方媒体动作迟缓，且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事故发生后60小时内，苏联官方都没有发布安全警告。不仅民众无从获取关于事故的真实信息，连苏联领导人真正重视起事故的危害，也是因事故几天后瑞典政府的提醒：被外泄的核物质污染的云层飘到了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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