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民族英雄”不是挡箭牌

http://www.CRNTT.com   2011-05-31 14:58:23

平心而论，朗布依埃协定的确对前南而言是苛刻的、伤害主权的：科索沃获得梦寐以求的自治共和国地位，其安全由北约派兵保护，南联盟军队撤出。但该协定同时也强调南联盟领土完整的不容侵犯，强调科索沃主权属于南联盟，强调“科索沃解放军”也应同时解除武装，在北约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便成为成熟政治家最明智的选择。最终米洛舍维奇选择了拒绝签字，接受战争，并换来了战争失败，南联盟彻底解体的“双输”。 　　全面失势，米洛舍维奇沦为政治争斗“棋子”，“两奇”成无根之木 　　抛下政治争议，仅仅从战争责任而言，米洛舍维奇在战后被选民抛弃也在情理中。墙倒众人推，被赶下台的米洛舍维奇不得不承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左右夹击”，并最终在“后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前南政治争斗中先被当作棋子相互“将军”，继而被当作“投名状”抛去了海牙。 　　米洛舍维奇时代的结束，也让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这“两奇”好运到头：和米洛舍维奇不同，他们只是塞尔维亚族，而并不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人，他们的两个“祖国”——前南斯拉夫和波黑塞族共和国，一个被他们抛弃，另一个则抛弃了他们，正所谓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尽管一个隐匿了13年，另一个更躲了16年之久，但这对无根之木的落网只是迟早的事，或者干脆说，他们的政治生命，早已随着“大塞尔维亚”幻灭成巴尔干历史上最小的塞尔维亚，而无可挽回地告终了。 　　四、民主化对“三奇”命运的影响 　　关键在于民族主义能否反映民主基本诉求 　　民主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主义、甚至狭隘民族主义的没落。即以前苏联、东欧地区为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民主化的改革者打出的首先是民族主义大旗；如今的波兰、格鲁吉亚已实现民主化，但民族主义情结浓烈依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命运，和南斯拉夫的“三奇”可谓有天壤之别。 　　奥妙在于，波兰、格鲁吉亚等地的民族主义，对抗强权、争取民族自决权的理念十分清晰，和民主主义的基本诉求可以兼容，而“三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却是以强权争夺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并打压其它民族的生存空间，依然不脱19世纪巴尔干民族争端的窠臼，和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因此，“三奇”无法以民族主义为盾牌，抵御自身命运的改变，但攻破这面盾牌的，却并非民主化这杆矛。 　　塞尔维亚社会多元，“三奇”支持者未遭官方打压 　　如果说民主化对“三奇”命运的影响，那就是围绕如何对待他们，塞尔维亚社会声音的多元化，以及对这种多元化声音的宽容。当年米洛舍维奇的政敌科斯图尼察曾坚持拒绝引渡已被逮捕的米洛舍维奇，而在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被捕后，闻风集会、抗议的支持者并未遭到官方打压，两人也都获得了在媒体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他们的自辩词也能通过媒体传遍世界。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