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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迷信权力的辛亥革命不会彻底

http://www.CRNTT.com   2011-06-24 14:54:31  


 
  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晚清,北洋代表着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袁世凯,如日中天,是国家重臣,几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当时代表着一个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政当中也是捞足了好处,通过编练新军,整个北洋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当慈禧去世,小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屙”。袁世凯虽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有机会东山再起。虽然袁世凯被削下去了,但北洋这股势力还在,还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练兵带出来的,这股力量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势搞新政,但是改革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了三个魔鬼,这三股力量释放出来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这叫做“参与爆炸”。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就会形成参与感的加强,最后会形成“参与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这个时候,它会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他们到国会里面去相互竞争,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力,也从此心怀异心,谋求突变。

  对新政最不满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们本来希望朝廷能顺应潮流开放政权,提前立宪,搞国会选举,结果却来了个皇族内阁。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领袖是南通人张謇。他在南通办纱厂搞实业,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张謇和汤化龙等人领导了三次请愿运动。他虽然过去和袁世凯关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访了袁世凯。等到武昌起义一发生,清廷马上召集袁世凯,要他率领北洋军去讨伐。袁世凯推三阻四,张謇一开始还是希望能镇压革命,后来发现这股势力开始弥漫开来,决定转向革命,张謇所代表的这股核心力量开始背弃朝廷。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清廷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宣布立即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原来立宪派提出的条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十九条信约”索性更进一步,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所选举的责任内阁。但是,这个方案竟然没有被接受,这个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没有民国初年的乱局。三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方案呢?这和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中国的士大夫们受到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太崇拜权力了,以为权力就是权威,权力与权威在中国古代是合二为一的,皇帝既有权力又有权威,但是这两者并非同一。权力是统治者的控制能力,权威是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二者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上合二为一,因为皇帝是天子,中国古代最大的权威是秉承天命。当然,在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张灏教授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有双重权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皇帝掌握了政统,士大夫掌握了道统和学统。张謇这批人考虑的是天下不能乱,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于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十九条信约”如果能够实践的话,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个虚君而已。但立宪派这些人太短视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还是迷信人的力量,错过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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