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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为什么我们需要忏悔

http://www.CRNTT.com   2011-08-03 11:03:45

二是从生存环境看，生存艰难造就的“灾民理性”，也使得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灾民理性”是任不寐先生在其《灾变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我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 　　所谓“灾民理性”，意指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于是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低级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从上述解释来看，虽然千百年来，灾民并不是经常出现的，但由于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有限，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却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十分发达，并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生存智慧上。这些年来，各种形式的“厚黑学”、“潜规则”以及“官场文学”的盛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承平时候也许表现得隐晦一些，一旦突发灾难和危机降临，蛰伏于人们心中的“灾民理性”便暴露无遗。因此，当一个民族被“灾民理性”所支配，忏悔意识就只能是一种稀缺品。 　　看了上面的分析，或许有人会问，“灾民理性”是不是与“乐感文化”相冲突？表面看有些冲突，其实两者恰好互补。正因为中国人深知生存之艰难，所以才更重视现世的享受，也就缺少敬畏。只不过一个侧重于物质层面，一个侧重于文化领域，但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元素。 　　“乐感文化”也好，“灾民理性”也罢，事实都离不开权力的因素。因而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第三个因素，要从权力对社会的主宰中寻找。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弱肉强食都是存在的，只不过社会进化到现在，对强者有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约束，尽管如此，也并不能完全消灭强者对资源和权力的占有这一现象。就中国来说，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权力主宰的社会，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人是社会的强者，他们实际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导致社会向权力看齐，从而培养了人们的权力崇拜。在这种社会中，掌权者如果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表率，还好说，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道德规范并不高于普通人。从过往的历史看，权力占有者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行为，与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是不相称的。当权力占有者——也包括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对历史应有的担当，不愿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忏悔，甚至有意遮蔽历史真相时，想要作为跟随者的普通人去认识错误，自我惩罚，也不可能。后者的策略是，既然首恶者都不认错，我也就不必认错，以此躲避良心的谴责，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自我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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