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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家族：一言难尽的悲怆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乾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辉、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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