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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http://www.CRNTT.com   2012-05-17 08:16:12  


 
  问:“国进民退”,是自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且争议不断。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步伐更是加快。有学者认为,“国进民退”背后反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扩张,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应该如何规避国家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对于“国进民退”,哈耶克、凯恩斯等各方理论能否起到抑制作用,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

  韦森:2010年,我曾发表的一篇“什么是真正的国进民退?”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国进民退”,不是指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而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在迅速扩张甚至包括通过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方式来大规模地扩张国有控股公司的资本总值;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迅猛增加,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大规模地增加。“国进民退”的本质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越来越大的国民财富来统御整个经济的能力在增强的问题。再者,由于国有企业对于上游资源的垄断,“逼退”了下游的民营企业,使后者不得不依附于前者及由前者所衍生的寻租市场机会而生存。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曾指出,权力制衡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关键。政府权力不受制衡,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拼命增长,国企经营官僚化、非市场化,是一条自我演化且不断自我强化的不归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设现代宪政民主政制来制衡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支出的用途,包括对于国有企业的处理,也需要通过民选代表来做决定。这也就是这些年我们所反覆讲的希望能通过预算民主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归根结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现行体制不改,就无法抑制“国进民退”。

  改变发展模式,避免经济大萧条

  问:在世界经济衰退远未结束、国内面临换届的背景之下,您对未来中国总体经济的趋势作何预测?

  韦森: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果相当来之不易,故我们真诚希望今年我们国家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至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我有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中国经济的问题和潜在挑战很多,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运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灵活社会,大家都不太讲正式规则,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中国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中国企业的适应和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和挑战的能力也很强。即使企业利润率在下降,外部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在上升,但是大家还是能够发现自己各自的生存和经营之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摇摇晃晃”,PMI会上下波动,增速会慢慢放缓,但还是能走几年,因而我判断,在近几年里,可能还不至于出现大的经济波动。

  第二,中国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正朝着8%、7%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中,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的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大趋势,通过政府新投资和再建设大项目能够在短期维持经济增速,但改变不了长期经济下行的趋势。政府靠高税收增长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必然会“挤出”民营部门的增长。过去几年,我们整个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推动的,是靠政府直接投资和启动大的国有部门的基建项目投资来支撑的。但这种靠低利率的信贷扩张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增长,也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要意识到依靠贷款、信贷泡沫和政府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危害,并有预警机制,尽量将不当投资所遗留下来的“次贷”尽早慢慢地消解掉,以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均告诉人们,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首先出问题的总是金融系统,开始是股市大跌,随之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并最终波及到实体经济。在经历过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实体部门的增速逐渐放缓或下滑,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必然的,也并不可怕,但一旦整个经济的隐患都聚集和累积到金融体系中,导致金融和银行体系出了问题,就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一样,那可就要出大事了。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不是短时期的了。

  概言之,既然整个经济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并有些“理性的预期”,使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对这一正在到来的“大转型”的合宜应对,而不再期望和企划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而维系短期的高速增长。这样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就不会老是为短期经济上下波动的一些数据所迷惑了,就不会再为难为之事、费不可为之力。倒是渐进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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