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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知识、权力和责任 | |
http://www.CRNTT.com 2012-06-26 09:02:06 |
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导致失败 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失败,和照搬西方知识体系有关。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在二战之后,在反殖民地浪潮中取得国家独立地位的。国家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了,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思想,则仍然处于被西方殖民的状态,并且是主动殖民。在这些社会,反殖民统治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知识精英,他们向往西方社会的发达,希望在独立之后很快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国家。因此,在独立之后,他们照抄照搬西方模式。问题在于,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果怎样呢?很多社会在经济上陷入低度发展陷阱,政治上陷入劣质民主政治陷阱,让社会处于不发展、无穷的腐败、无秩序甚至内战之中。一些社会表面上也不缺西方形式的宪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私有制等等,但实际上则是“失败国家”。 即使是人人都谴责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也和滥用西方知识体系分不开。应当强调的是,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是在法国接受西方式教育,他们回到柬埔寨之后,看到了国家的落后,看到了社会大众和西方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要用所学到的知识改造柬埔寨社会,造就一个全新的新社会。而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则是从改造人开始的,就是先造就“新人”,而后造就“新社会”,结果导致了数百万人被屠杀。今天尽管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红色高棉,但有谁去寻求其知识的起源呢? 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在数千年历史上,因为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儒家依附王权,中国的知识掌握在王权手中。农民革命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除了为了造反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有关造反者的神话之外,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出现。如果造反成功,掌握了政权,掌权者必然全盘接受儒家的知识体系。 但是自从和西方接触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给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对推动社会的变迁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中西方两个思想体系的混合,也造就了对中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影响的“新”知识。这里,最典型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其所营造的思想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人们向往的“天国”,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类似这样的事例非常之多。就连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大家,也曾经提倡通过培植“新人”来改造中国社会,只不过是没有成功罢了。 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形成的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直到今天也对中国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在西方,科学主义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但西方科学主义是有其边界的,就是说科学主义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它并不否认有很多现象并不是科学主义所能解释的,因此把这些领域(例如宗教领域)让给了其它的主义。但当科学主义进入中国,就变成了检验和衡量一切的标准。例如,人们往往把情感、宗教等等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视为是“不科学”或者“迷信”。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些东西视为是非道德的、落后的、政治上错误的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一些遭到人们批评的东西,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和当代的“GDP主义”,支撑这些政策实践的知识体系,其实就是科学主义。 当然,对中国社会具有最长远负面影响的,莫过于“阶级斗争”的知识体系了。马克思根据对资本运作和欧洲工业化的分析,发展出了“阶级”的概念,也看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可以加以客观衡量的经济概念。但是到了中国那里,这个概念则变成了经常加以主观定义的“政治阶级”。“政治阶级”加上“阶级斗争”,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变化动力。阶级斗争一方面构成了人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有效武器,另一方面也让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举了那么多例子,主要是想要说明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知识就是力量,一旦产生,知识可以对社会变迁产生巨大的能量。第二,所以,知识需要承担责任。一种不负责任的知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第三,知识既需要负责,也需要保持独立性。一旦知识成为政治权力或者和经济权力(商业)的附庸,知识也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态,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越来越激进的思想、它们各自和政治权力、经济利益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感到担忧。 (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三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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