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郑永年: 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http://www.CRNTT.com   2012-07-03 08:57:43

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和商业利益 　　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继续依附政治权力，而且也很快依附在商业利益上，并且非常紧密。从西方的历史看，如果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过度依附商业，也会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非常显然。例如人们一直在提问，为什么穷人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利益说话？不过，这并不难理解。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而为权力和利益说话，有利可图。为权力和利益说话，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很难是负责任的。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这种双重依附情况，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能够创造负责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数敏感领域不能批判政府和涉及政治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知识生产者最缺少的，就是规定其存在之本质的专业主义。除此之外，还缺少什么呢？人们已经形象地指出，中国的教授很像政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会活动家，或者很像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社会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识分子。这并不难理解。专业主义是规定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没有了专业主义，社会就自然失去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专业主义必须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生长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界定知识和政治、经济之间的边界为第一要务。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这个边界之内，专注于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也才能呈现出其独立的品德，培养其独立的精神价值观。 　　除了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边界，知识分子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具有国家和社会认同。在社会科学里，知识的创造没有边界，但知识是有边界的。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知识分子研究特定社会的产物。没有古希腊政治实践，就不会有亚里斯多德；没有市场交易实践，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没有官僚体制，就不会有马克斯韦伯，等等。 　　顾名思义，社会科学，这里社会是主体，科学只是方法。当然，因为我们所说的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必然就有一些共同性。这就是人们在谈论自己社会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其他社会。客观地看，任何一个知识或者思想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殊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是针对特定社会的；普遍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具有相关性。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被长期殖民这个事实。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去自觉地摆脱这种被殖民的意识，才能确立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意识。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西方经济学家、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但则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治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因为近现代社会科学为西方所创造，西方也仍然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的所有方面，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不可避免。同时，学习西方也属必须。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普世性。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