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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后的反应不是产生叛逆情绪，甚至也不是消极无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现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给你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革命的！云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军队为“世界革命”流血牺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那里不靠缅甸，无法走这条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同样存在。我的朋友陈念昆后来到上山下乡运动末期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模范，他当初就是从俘虏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他受尽歧视，但硬是咬牙打拼，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干出了一番成就。那时不少有背景的“镀金客”下乡一两年就大红大紫，捞足资本而去，他却是苦干九年后才“成名”的。然而很快知青运动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却被社会所遗忘，后来的生活很坎坷，要说没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们对他们这些当年的标兵常持两种态度：或者嘲笑、厌恶他们“极左”，甚至认为他们沽名钓誉别有所图，很为不屑。或者欣赏这种“极左”，至今还歌颂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为那时比“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高尚。 　　作为一个虽非“红人”、但也小小“先进”过一把的当年知青，今天我要对这两种态度说句公道话：人皆有俗，也难免俗。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这很重要！为自己得利而伤害他人，这就是恶、甚至是罪了。那个时代这类罪恶确实很多），就无可非议，正如今天打工经商赚钱也无可非议一样。如果这种表现给他人还带来了好处，例如一些知青“赤脚医生”治病救人之类，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赞扬。而假如自己先因为受到迫害而陷于不幸，为了摆脱不幸而“积极”表现，那么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同情。 　　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仅仅用这种世俗动机来解释“表现积极”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与今天的打工赚钱有一点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赚一天钱，赚不到我就不打了。而当年我们是别无选择，而且环境又不公平，“积极表现”受到赏识改善了处境的当然有，但因为“关系”、“背景”受到赏识、根本没怎么努力就大红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况是你怎么“表现”也没用，人家照样歧视你，你还是在最底层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从世俗的角度讲，你的“表现”有什么意义？像我的朋友陈念昆，插队后的六年里一直受歧视，直到第七年才被自治区知青办一位负责人在田林调研中发现，树为先进典型。那么此前的岁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如果没有那位“伯乐”发现他，他又怎么过下去？ 　　可以设想的答案无非有三：首先，这种“怎么表现也没用”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会使人沉沦，许许多多的知青就这么变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如今关于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们描绘为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的确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不能只怪他们。——就凭这一点我今天就无法歌颂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讨厌“青春无悔”的说法，尽管我自己并不后悔什么。 　　其次，面对逆境，一些人也可能善于思考，变成了旧体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一种别样的理想之上，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成为大彻大悟的先知。但是这实在太难太难，不但难在勇气，更难在环境的闭塞。例如，对于那些投奔缅共、出生入死的云南知青而言，他们并非没有勇气，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别样的理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见所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价值。 　　但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从世俗角度讲“怎么表现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仍要“表现”？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乐”，希望这些表现最终能够有用；第二也是“信仰”使然，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我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当时也没想到会恢复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垄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着很解渴。有时礼拜天走老远到公社赶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去翻看近期积存的《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以至于坝官村的三个男生“赶集看报纸”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但是看这些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做“为革命而学习”吧。而“革命”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使无意义的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的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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