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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文　李鸿谷 　　独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1936年11月22日。这刚刚要过去的一天，对于回到家中的邹韬奋而言，实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这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这天下午18点，他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约深夜23点，邹韬奋离会，回到家中睡觉时已经24点了。上了床他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一个多小时后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仅仅两个小时，邹韬奋被后门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声惊醒。门打开了，5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着手枪，做准备开枪的姿势。邹韬奋被捕了。 　　这一夜在上海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即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职业身份：《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与社长。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8年艰苦抗战拉开序幕。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件”作为一种标志，所显示的救亡运动的民意澎湃，意味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广泛形成。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著作《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经历》第29章)时间定格于1932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先生1917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份。5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这其间的变化，如邹韬奋所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日常发行超过15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民意凝聚与社会动员，它有着超强的力量，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很为难。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生活》周刊独立了。与此同时，1932年7月1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三联 　　生活、读书与新知 　　《生活》周刊的独立，有赖于中华职教社的远见卓识，但独立之后的周刊如何运行？在1968年8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之记录当年：“我向韬奋建议，把《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但当时国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见，迅速成为生活书店的制度安排。当时，《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有2000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1933年7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3.869万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在职的工作人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20余人)，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为入社的股金……《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此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仅以一家出版社的格局思考，将难免失之狭窄。“谋社会之改造”的邹韬奋先生，即或对一间出版社的考虑，至今视之，仍颇高屋建瓴： 　　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在自传性的《经历》里，邹韬奋记录“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是《生活》周刊的热心撰稿人——“他到美国以后，很热心地替《生活》写通讯，我和他做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选稿向来是很严格的，他的来稿并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这些，总是很兴奋地写来。” 　　1934年春，留学回国的李公朴经史量才同意，决定在《申报》第七版开辟一个每日刊登的“读书问答”副刊。这一副刊的编辑阵容颇为强大，艾思奇主持哲学问题，柳湜主持社会科学问题，夏征农负责文学问题。这个时候，史量才以及《申报》在抗日救国问题上，态度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遭受压力。李公朴觉得，与其这个副刊最终被当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此后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与邹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轨迹曲线相似，1935年冬，三联书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朴、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谌小岑、李芳等组成董事会。李公朴任社长。 　　细读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早期历史，他们下定决心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其胆其识，至今仍令人感叹。当时，郭大力、王亚南拟合译《资本论》，先期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最后找到艾思奇。这个时候，正是李公朴被捕期间，而同时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困难，刚刚完成股份重组。在最困难之际，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出任经理。艾思奇找到黄洛峰与郑易里，他们一致同意出全译本的《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对这一书稿的出版，可谓郑重——“每月预付郭大力40元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支付郭、王版税之用。” 　　也就在这个时期，后来对三联书店影响颇为深远的范用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他才15岁，就开始设计书籍封面。那位叫“叶雨”(业余)的设计者，即为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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