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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中日民粹主义政治

http://www.CRNTT.com   2012-10-22 09:22:19

第二，两人都采用将打击对象集中化、图标化的政治手法，希望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和集中权力。桥本彻主张打破官僚主导的治理结构，承诺削弱官僚决策权，他经常在电视转播前展示同官僚们对话时严厉批判对方的镜头，日本民众们心中的“官恶民善”的潜意识被他的这种手法最大限度得到了肯定回应。在此基础上，桥本还提出，要求首相直选和赋予首相更大权力，虽然桥本表示此次不会参加大选，因为作为大阪市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可以认为他是在为首相直选铺路，因为很明显他会成为受益者。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桥本彻新党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执政民主党。该党提出将推荐300名候选人，估计可能会赢得30至70个席位，如果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很可能会邀请公明党和桥本彻的新党结成联立政权，这样桥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此相对应，薄熙来“打黑”则把矛头指向“贪官”和“恶富”，无论是文强死刑还是黑社会“恶富”的专案取缔都满足了老百姓潜意识中“仇富仇官”的心理。如果说有些薄熙来粉丝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投机者，那么很大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他的信徒。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进行直选，薄熙来很有可能成功了。 　　第三，两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两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日本的中央权威缺失状况令人吃惊，石原慎太郎购岛闹剧本身就是明证。日本主流政治的领导力薄弱，执政党民主党内斗不断，小泽一郎率众离党，最大在野党自民党虽然掌握参议院多数，发挥的作用似乎仅仅是反对任何执政党的议案，结果造成国家政治僵局和不能决定的民主制（indecisive democracy）。正因为日本的中央政府权威不足，桥本才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非常极端的改革口号，矛头直指东京。中国的中央权威情况比日本好得多，至少此次处理薄熙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理由质疑为什么在从2007至2011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央对于薄熙来的做法和所谓的“重庆模式”的问题没有能够提前察觉和防范于未然呢？如果说这是中央的观望期，是不是意味着最高层的意见统一遇到了阻碍呢？这些当然都是需要等历史去回答的谜团，然而同革命时代领导人相比，“权威递减”的挑战可能是影响最高层共识形成速度的重要因素，革命时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在于战功，和平时代领导人的合法性则在于选举，而目前中国领导人产生机制的合法性不足，就是政治权威递减的原因之一。 　　第四，两人都属于从地方挑战中央。在日本，已经有九位国会议员从民主党和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转到桥本新党的麾下，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媒体人也积极向他靠拢，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将桥本彻建立新党形容为地方政治的叛乱（a local political insurrection）。在中国，薄熙来的做法要含蓄得多，至少没有公开挑战中央权威，但是他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一回事。虽然薄熙来一直说只关心重庆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却积极推动红歌进京。 　　第五，两人都看到了民众求变和自身诉求难以反映在政策上的焦躁心理。这种心理的最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对崭新的领导人形象的渴求。日本民众对于传统的不苟言笑，没有新意，不善言辞，以及太子党出身不知民间疾苦的传统政治家形象已经厌倦，桥本的普通出身，衣着休闲没有官架子，喜怒形于色，说话直接敢言都获得了民众的好感。在中国，中规中矩，神秘莫测的领导人形象似乎也已经接近了民众的政治消费期限，相反薄熙来表现出来的幽默、亲民、健谈的形象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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