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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国

http://www.CRNTT.com   2012-10-23 14:46:37  


 
35个人的国

  10月11日晚上,作家雷铎通过手机得知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那是助手发给他的一条短信。他为大学同班同学的获奖感到高兴。雷铎记得,1984年秋天,他是倒数第二个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报到的学生,莫言是最后一个。他们俩都因为各自的原因而没有按时到校。

  军艺办了全国最早的作家班,他们这批军队作家被称为“黄埔首期”。军队积压多年的作家一下子都集中到北京的这个院子里学习去了。能够进入此地学习,既要有考试成绩又要有作品。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非常欣赏莫言,看了他的作品后,对辅导员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

  首期作家班共有34个同学,加上辅导员,一共是35人。有的人在进入军艺作家班之前就已经成名,比如李存葆凭借《高山下的花环》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已经广为人知。来自南京军区的以报告文学成名的记者钱钢担任了这个班的班长。

  徐怀中给作家班实行的是“导师制”。全国最著名的高校老师、作家、评论家、艺术家被请来给他们上课,这其中有吴组缃、丁玲、王蒙、刘再复、张承志等等。

  有时候,徐怀中还会给一些同学上小课。“有一次,他(徐怀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文学文本。”当时的中国作家热衷文本实验,“两斯一萨”(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作家。

  对于文本实验,雷铎认为莫言的分寸掌握得更好一些,自己则走得太远。“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的现场转播,莫言的度掌握得很好,被纳入视野,而且靠近镜头。”

  开始的时候,莫言处于不被人注意的位置。最风光的是李存葆,班上还开了他的作品研讨会。会上,莫言对李的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们系里组织讨论会,讨论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我确实感到不好,就把这个小说贬得一塌糊涂,话说得很过分。”

  莫言认为那不是小说,更像是宣传材料。

  一个梦成了莫言文学创作的爆发点。某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莫言把这个梦写成了一篇小说,取名《金色的红萝卜》。徐怀中看了之后,将题目改为《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刚开始觉得还不如不改,后来觉得改了更好。

  《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了一个“黑孩”的形象,被认为是一个受虐的小孩性意识的萌发。莫言被认为小时候经常挨父亲打,留下了阴影。当我在高密东北乡见到莫言90岁的父亲管贻范时,老爷子笑着说,他小时候挺调皮捣蛋的,也就打过几回。在90岁的管贻范的床头,放着许多书,老爷子念过私塾,有看书的习惯,但没看过莫言的书,“他不让我看。”老爷子笑得很和蔼。

  高密东北乡泥土里长出的红萝卜帮助了莫言的文学事业。红萝卜被认为是男性的象征,对于性的描写是莫言文学探索的领域。中国有着太长的情感禁锢的历史,莫言突破了这个禁区。“《透明的红萝卜》里有很浓的性意识,这让作品提供了可以打通全人类情感的基础。”雷铎说。

  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引起巨大反响,京城里的作家和评论家被召集在一起讨论这部作品。莫言享受了李存葆刚入学时的待遇。

  接下来的创作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在这一年里,他在《收获》、《钟山》、《人民文学》等多家刊物上连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次年,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探索方向也越来越明确,就像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说的,他从80年代开始就立足于写人。在他的小说里,时代背景淡下去,人的味道浓起来。

  这个原本希望远离家乡的孩子不断返回高密的土地,他儿时的苦难经历成了巨大财富,他头脑中所熟悉的民间传说,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这次诺奖说他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雷铎认为,莫言的文学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恣肆和诡异。“魔幻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把人话、神话、鬼话都放在一起说。在真真假假中融入他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对官僚主义的讥讽,他就包装得很好,很有弹性。你说我是在攻击现实吧,其实是在开玩笑。”

  所有的形式技巧最终都落在了人性上,这是让80年代那批作家一直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我们在军艺时常讲的,其实就是8个字:上帝情结、悲悯情怀。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上帝,我想让谁生就让谁生,想让谁死就让谁死,有生杀大权。更重要的是悲悯众生,哪怕我是揭露你、嘲笑你,骨子里头也还是希望你过得更好。莫言的创作坚持了这个原则,这大概也是他获得诺奖的一个原因。”

  莫言的勤奋也让雷铎印象深刻。“进入创作的火山爆发期后,他是通宵写作的,经常白天去教室报到一下,就回去睡觉了。他非常珍惜时间,把时间用在听最精彩的课上。如果哪些课他认为不精彩,他就不听了,回去看书、写东西。”

  雷铎说,“莫言平时不吭声,但突然憋出的一句话,就让你觉得非常好笑。”某一次,文学系的几个人跟东方歌舞团的人晚上喝啤酒时发生口角,约好第二天打架。莫言当时在场,他跟同学说,没关系,哥们,明天我带刀子去。果然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大家靠近一看,才发现是塑料做的。

  当时流行一种心理测试,给你一些不规则的图形组成一幅画,然后分析你的心理状态。“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雷铎说,大多数同学拼出来的是风景画,但莫言拼出的是一个看上去在啼哭的孩子。“他似乎有童年阴影,但他跟我们在一起倒是挺快乐的。”

  两年的军艺作家班毕业之后,同学们编了一本书,叫《三十五个文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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