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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超级精英正在毁灭美国 | |
http://www.CRNTT.com 2012-10-30 11:46:05 |
第一种就是让国家的稀有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这就是米特.罗姆尼所发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这一言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正是位于经济金字塔顶层那些人,特别是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并让别人为此买单。 证据之一是2008年受到两党支持的、耗资7000亿美元的华尔街援助计划。证据之二是裙带关系人群的复苏。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间,有93%的收入增长流入了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据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为420万美元。 裙带资本主义的第二个表现方式更为直接:公司和行业竭力为自己谋取的税收补贴、贸易保护和政府津贴。对两党来说,企业政策这块肥肉确实是饕餮大餐:绿色能源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获利于这届政府,而石油和钢铁公司则受益于乔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 当权者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冲动,这不足为奇。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个体商家来说则意味着艰辛。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谙此道。“真正卓越的企业必须拥有持久的‘护城河’,以保护投入的资本赚取的丰厚回报,”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资者信中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大有益处,但它阻碍了投资确定性。”微软公司(Microsoft)试图通过排除竞争者来修筑自己的护城河,直至法庭禁止这一行径。甚至连苹果公司(Apple)这个从开放型经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也试图把自己研发的劣质地图应用程序强加给iPhone 5的消费者。 企业家乐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倾向于商业利益,而这些游说活动倾向于促进现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培养一个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市场。” 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我们没有贫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写到。对杰弗逊来说,这种平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还有任何社会的条件比我们的现状更可取吗?” 但这一切都随着工业化而改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2年在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讲话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有赖于“一群金融巨头,他们的致富方式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检查,他们因其成就而受到相应的尊崇,完全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是何种手段。”美国可能也需要拥有一些巧取豪夺的大亨;罗斯福说,美国应该“兼收并蓄”。 但当这些巨头们累积了财富和权力,当美国西部边疆的免费土地被占尽,这个国家面临着“完结”的威胁。正如罗斯福所言,“我们都知道机会的均等已不复存在。”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经济寡头统治,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稳步前进。” 在今天的美国,富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比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巨头在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过去一样,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他们会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财阀的政治崛起的讽刺之处在于,和威尼斯的寡头一样,他们威胁到了成就他们的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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