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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加沙之战负责? | |
http://www.CRNTT.com 2012-11-20 10:31:56 |
有资料显示,巴勒斯坦住房产权自拥率为86%,平均每户居住面积为145平方米,难民营户也有103平方。绝大多数家庭有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其中,93%的农村户和92%的难民营家庭拥有彩电;89%的农村户和82%的难民营家庭拥有电冰箱;82%的农村户和86%的难民营家庭拥有洗衣机;21.6%的家庭备有进口小轿车,其中难民营家庭拥有私家轿车的比例也达到了9%(是北京的2.4倍)。尽管他们平均每对夫妇生育6.3个小孩,但20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也有约2100美元。有些媒体报道说,一些巴勒斯坦家庭每天的人均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可别忘了,这些贫困家庭绝大多数有8个以上的孩子,十多个家庭人口,请问,按这个标准算,有多少中国家庭的每月的生活支出达到了4000多人民币? 从新华社加沙分社首席记者马晓霖的报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一个在以色列境内做助理建筑师的巴勒斯坦人每月能挣1200美元,基本和以色列公民同工同酬;一个加沙地带40岁的制衣厂工人每月也能有730美元的进账,教师和公务员的薪水则更高了。在巴勒斯坦,60.4%的人口有医疗保险,其余的享有免费的政府或联合国的基本医疗保健。仅以2006年为例,美国、欧盟等为巴勒斯坦提供的捐助就高达15亿美元。我们经常可以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向以色列坦克投掷石块的年轻人,穿得比我们的城里人看起来更像城里人。说是以色列人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这种说法在现代工业社会已是明显的荒谬,我们绝不会听到深圳的原住渔民抱怨外来的上千万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相反,先进的工商业文明使所有人收益。 但哈马斯能带来什么?他们就连最粗糙的电视机、最破烂的汽车、最愚笨的电脑也造不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是。在哈马斯控制加沙之后,加沙经济极具恶化,以色列留下的温室等农业设施,尽遭毁弃。尽管以色列早已撤出加沙,但哈马斯没有领导人民去建国,去修路建厂,去发展经济,因为他们除了煽动宗教狂热和杀人,什么都干不了。巴勒斯坦主流党派法塔赫前加沙高官穆罕默德.达赫兰坦言:“如果你问我个人观点,我很高兴哈马斯受到打击。巴勒斯坦人现在已经意识到,哈马斯没有治理和和帮助他们的能力。” 哈马斯本质是一种文明的瘟疫 至此,很多人都会发问,那么哈马斯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这些恐怖主义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它们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小的现象说起,记得上中学的时候,一些在各方面都表现差劲的学生最容易受到校外黑社会的吸引。原因很简单,如果他在正常的竞争中各方面都处于下风,他会急于在非正常的方面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些失败学生混入黑社会之后,常常会回学校以欺负人为乐,特别是殴打和羞辱那些优秀份子,这种快感往往极其强烈。国际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派普斯说得好:“把中东的独裁政治、极权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怪罪于以色列,就好像把犯罪团伙怪罪于勤奋的学生。” 文明的进程一定会有竞争,终点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生命遭遇。在历史中,这种不平等虽然会使人类感到痛苦,但每一次僭越人的界限,想追求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实验,结果都犹如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是增加更多的痛苦。 试想,如果有这么一群阴暗懒惰的失败者,他们在经济、科技、制度、军事、人权等文明领域的竞争中,全面处于下风,而一个外来者的出现,让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失败有了一个最好的借口,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这是何等的轻松与快意。当这一借口被披上神圣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时候,懒惰失败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于当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学习,不奋斗,不改善自己的制度与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块就能当英雄,这确实是一大堕落的诱惑。 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它似乎与生俱来,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基督教中,它被称作原罪,在儒家文化里,它被称作乱善性的情。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它始终如影随形。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论而产生不同的变种,但实质都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自杀。向下的堕落总是比向上的修养要容易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与这种病毒不断做斗争的历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国”的乌托邦实验里,在许多农民起义的暴虐中,在太平天国的残酷与幻想中、在义和团歇斯底里的杀戮中、在德国纳粹那里、在红色高棉那里、在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病毒的蔓延带来的一场场反人类、反文明的瘟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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