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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我们的启示

http://www.CRNTT.com   2013-03-06 12:02:30

朱学勤：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着汗牛充栋，但就作者个人而言，我最心仪的还是托克维尔，这是因为： 　　一，托克维尔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认为史家动笔的最好时候是上距那一年代不能太近，太近则各种激情尚未沉淀，也不能太远，太远则丧失最为宝贵的现场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最好是孙子辈来写爷爷辈，上距50年左右。而在我们这一代，相似的情况是写“文革”，这是我们这一代不能向历史交白卷的人生使命，到目前为止，不能说没有人在写，而且最近出的一些口述史正在逼近突破点。但我可以说，还没有一本能达到托克维尔写法国革命的水准，150年后还能为后人想起。写不好“文革”就写不好改革，要么是情绪化攻击，要么是谀辞满目不忍卒读，改革至今无信史，原因多多，但与没有文革史研究作基础，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他的自由派贵族视野不仅超越王党，超越雅各宾派，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本阶级局限。 　　什么叫自由派贵族？根本特点是独立，独立就是孤立。就像他外曾祖父讲的，“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家族的因素影响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旧制度的立场上谴责革命，也没有无条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谴责旧制度。他是站在两者之外，想挖掘大革命背后的历史理性，总结法国革命走向悲剧结局的深层次原因。法国革命至今已两百余年，研究它的历史学家非常多，但像他那样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达到这么深认识的不多见。跟他同时代的基佐，恩格斯讲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来自基佐。基佐写过厚厚的四大卷《法国文明史》，但我觉得不如这薄薄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世纪中国经历的动荡不亚于18世纪的法国，以致我曾说，中国这一百年经历过各种极端年代，惟独没有经历的是一个正常年代。但检视这一百年知识分子的历史，除陈寅恪等极其个别的几个人，整体而言都是随风俯仰，不是偏向这边就是偏向那边，没有独立的立场。没几个人有托克维尔及其先辈那种襟怀气魄，两边都不靠，人民弱势时，为人民辩护，国王弱势时，为国王的基本生存权利辩护，甚至为此掉了脑袋。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都没有形成这样的气魄。 　　人物周刊：许多人主张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之外去监督权力，本身不去参与政治。但托克维尔却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的经验，突然进入到政治，就会出现许多问题。知识分子不该参与政治吗？不参与政治，有没有可能使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流于空疏呢？ 　　朱学勤：知识分子要入仕，当然可以，但入仕后就不能自称知识分子了，而应承认自己的官吏身份，老老实实做好本分事，遵守职业伦理。我厌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明明没有入仕，屁股却坐在权势者这一边，处处为“肉食者”着想，又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从纯事理的角度来讲，总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府或参加议会活动。要么做事务官要么做政务官。一个由文盲组成的政府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两种选择客观上都应该存在，但要划清职业伦理，是知识分子则守独立立场，是入仕为官，则守官员伦理，不能混淆。 　　从政府这一头讲，则应尽可能开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打通社会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双向渠道。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那么激进？从路易十四开始的王权专制年代，禁绝社会上的人预闻政治。法国革命中文人在毫无政治经验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犯下大错，根本上还要归咎于专制制度。 　　就像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热心公益的人士，却不一定有政治生活经验，如果进入政治操作层面会怎么样？他们多半会走法国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但是你不能怪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政治领域没有开放给民众，让他们及早受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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