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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及其恶果

http://www.CRNTT.com   2013-06-12 08:43:39

鸵鸟政策再也行不通 　　意识形态上没有建树，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领域的高度不自信。在概念上，人们都知道应当如何“求同存异”，实现“和而不同”式的和谐。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一直所做的则是相反的事情，做的不是“求同”，而是“扬异”。实际上，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近代以来数代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当然，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往往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因素，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一些成功了，一些失败了，而失败了之后再去使用新的方法。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历史都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现在人们不去正视历史，而是各取所需，做着互相否决的事情。这种相互否决发生在不同历史的阶段、不同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在普遍互相否定的情况下，要确立一种社会大多数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使命。这是中国的现实：只有分化社会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整合社会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只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具有妥协精神的普世主义；边缘社会群体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主体社会则处于边缘状态。 　　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是缺乏普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区分，一切过于政治化。社会思想对意识形态当然具有影响，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思想史表明，当人们对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早期阶段，必然具有很大的争议，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具有政策意义，可以为政治所用，转化成为政治和政策共识。在缺失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没有共识，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根基。自己没有自由创造和生产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好到外国去搬用，结果使得社会更加分化。 　　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党争”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不能象传统王权或者强人政治那样来管控社会意识形态，而执政党一直所秉持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鸵鸟政策也已经显得不可持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总有一天，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将酿成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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