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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大多数红卫兵为何不道歉

http://www.CRNTT.com   2013-06-22 10:42:11

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红卫兵。周恩来支持西纠，江青则多次批评西纠，可见红卫兵问题上的高层分歧。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着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领袖”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红卫兵“提线木偶”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 　　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其动机未必一致，或出于阶级情感，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随大流，或出于纯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结语 　　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如此之少，不止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甚至连现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来源：腾讯历史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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