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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以日本为鉴

http://www.CRNTT.com   2014-01-10 08:38:05  


 
  第一,过度投资下,两国金融都有(或有过)失衡态势。我国宏观信贷规模(以信贷/GDP占比来衡量)已从2000年的105%,上升至2012年的187%;与此对应的是,在日本,该信贷比从1980年的127%增长到1990年的176%。另一项重要指标是,在2008-2012这四年期间,中国社会总融资占GDP比率也快速提高了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年,中国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还要比日本80年代水平更加显着,金融有过度杠杆化的风险。

  第二,经历过经济大扩张后,两国企业债务都上升到危险区间。有研究测算,中国的公司债/GDP占比从2007年的90%,提高到2012年的124%;与之对应,日本的公司债/GDP占比从1985年的95%上升至1990年的115%(并继续扩大到1993年的123%)。公司债的扩大,源于土地和不动产抵押的扩大,一旦房价下跌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近些年,企业信贷危机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也确有预演。所以说,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比,中国的企业债务风险同样不可小觑。

  第三,伴随着信贷规模扩张,两国都经历了房价的快速上涨过程。2006-2012年,我国实际房价(去除通胀因素)年均增长率为8.9%;这与1986-1990年日本房价年均增长6.6%相似。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等阶层的低收入水平,今天我国市民的住房购买力要远低于80年代的日本。考虑到除了土地、人力和资本之外,住房也是生产要素。当其它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时,房价没有理由不上涨。这不仅直接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雇工成本(工资),使实体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还加剧了居民生活成本,激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

  对两国城市化的共性有一个整体把握之后,我们还要正视自身城市化过程中的独有特性,以便对症下药。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农民进城迈得开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亿,其中城镇人口为7.12亿。此外,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4%。除去城市流动人口,我国城市化率实际为35.2%。让这部分农民工不再迁徙并成为市民,先要从户籍和土地制度上为他们松绑。另外,我国正走出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这就更需要户籍、土地,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相配合,使我们盖大楼的城市化转向名副其实的人口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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