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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吃在陪都：物价飞涨，难以为继】  　　在战时陪都，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易，吃的条件有限。顾维钧提到嘉陵宾馆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会：“在嘉陵宾馆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为国民参政员举办的宴会。我们吃了一顿既经济又富于营养的饭。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顾维钧回忆录》）  　　在陪都，冯玉祥还常常请人吃饭，被请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记中隔数日即有此类记载，但所用食材似较为俭省，因此他曾对苏联大使宴客食物之丰盛称羡不已：晚7点30分，“苏联大使请吃饭，真是烟酒充足，菜又丰富。咱们请他吃饭，也不过是馒头、豆包、稀饭，菜不过几盘。今日看到他的一切这么丰富，我有点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可是他请我是他全国的钱，我请他吃饭是我自己的钱……”  　　而他自己及一次孔祥熙的请客亦是如此：某晚7点，“警报解除了，庸之先生请吃饭到行政院，菜也很简便”。另一次“散会后聚餐，每人一碗大锅菜和馒头，别的也没有什么。”（《冯玉祥日记》第5册）在重庆，冯玉祥与苏联、中共及左翼人士往来甚密，中共有时碰到某些难题也会请他出面解决，他在各种场合都反覆强调“精诚团结，抗日救国”。1940年4月16日，中共的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等到他处拜访，他即批评了国民党内搞摩擦的人，中共方面则向他“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精诚团结。”他听了很高兴，将此转告了国民党搞党务的马超俊。（《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4月16、17日）中共对冯玉祥的统战工作颇具成效，他身边亲近的人中，有些还是中共地下人员。  　　这期间，冯玉祥时有资助乡间邻里的贫困之人，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但有些开支则能省就省：“报载马相伯先生逝世，本来想发电报吊唁，并安慰其家属，可是没发电报，发了一封快信，因为什么呢？电报每一个字须6元，要是有50个字就得300元，因为我是穷小子，所以没发电报。”（《冯玉祥日记》第5册，1939年11月6日）  　　1942年，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学生“吃饭靠贷金。八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饭是‘八宝饭’：霉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我替刚从沦陷区来的同学写申请贷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没有不批准的。”（《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些流亡大学生因饥饿难耐，竟沦落至与乞丐无异：“昆明梅校长来渝，曾云联大学生竟有进入酒馆，俟客人散走，即群集取吃剩余菜食者。”〔《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湖北军政界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浚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945年3月11日，“简若素来寓……述成都物价之高涨，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员皆有朝不保夕之势”。（《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下册）何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女五，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何成将军战时日记》下册）  　　过去我们熟知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后方恰成鲜明对照。从上述情况看，似也未必尽然，后方“吃紧”的也实在不少，甚至包括许多中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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