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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

http://www.CRNTT.com   2014-09-16 09:28:53  


 
  今天,在所有福利国家,尽管过度的福利制度使得国家财政不堪负担,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要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力量也远较中国的强大。因此,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国低,但社会福利制度水平较中国高。因为没有社会的阻力,中国成功地把新自由主义引入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较之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更成功,大大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社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这是一种社会失败的情形。中国资本主义今天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是和社会失败紧密关联。从经济上说,中国很难建立其一个内需社会。内需社会对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至为关键。但在所有国家,健全有效的社会政策,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中国缺失这一制度基础,人民即使有大量的存款,也不敢消费。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是无助的,存钱是为了买房、送小孩上学、看病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的有效手段。
 
  中国的收入差异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导致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这些社会领域的高度货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已经破坏和动摇了社会的基础,社会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社会稳定。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老百姓普遍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越来越呈现暴力化,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
 
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经济成功和社会失败使得中国的发展和东亚模式不同,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用,而非常类似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欧美。中国可以采用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欧洲是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的,也就是民主化。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激进化,导致过早的民主化的发生,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民主化的条件。并且,激进政治化而导致的民主化,会促成中国走向劣质民主。
 
  作为东亚社会的一份子,中国要解决失衡的资本主义问题,需要回归东亚模式,主要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模式,促成社会和资本关系的良性循环。当然,东亚模式和欧洲模式并非矛盾,因为前者里面已经包含欧洲因素,只不过东亚政府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更为主动。
 
  要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力量是关键。在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传统的社会力量例如宗教和家庭会复苏一些,但力量不会那样强大。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已经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巨变,包括流动社会、城乡整合、核心家庭等等。不过,新型的社会力量也在快速壮大,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团体等。
 
  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导致民主化。但在全球化时代,即使是通过民主化,社会力量也很难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从西方和一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经验看,人民通过选票很难制约资本。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促使资本处于流动过程之中,资本没有国别,可以选择其所想要去的地方,任何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主权。民主化当然可以对政府施加莫大的压力,但政府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把压力转移到资本之上。
 
  资本遇到压力,就会选择“退出”。因此,有人提出“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向到处流动的资本征收“国际税”。不过,这种想法和马克思当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显得具有乌托邦色彩。只要是主权国家仍然存在,“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便是天方夜谭。当然,过去发生过的消灭资本的方式,也即共产主义的方式,也不可能了,无论是苏联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都证明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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