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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走出经济低谷惟一通道

http://www.CRNTT.com   2015-11-24 07:56:35  


  中评社北京11月24日电/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走出宏观认识的误区

  国际金融报发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文章表示,当前对宏观运行状态的最大争论,就是已经持续了四年的经济下行趋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显着下滑,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认为是正常的人说,经济下行是动力转化,是结构升级,是增速换挡所带来的正常变化。因为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长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这么长的高速增长期,所以高速增长期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所以不用担心经济减速会导致宏观风险,更不是走向危机,而是当下行到一定水平后就会自然停下来,经济下行的底部应该是7%左右,是中速增长水平,所以当前的持续经济下行,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转换。这种认识,可叫作“中速增长理论”。

  而持续的经济下行是在走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产业发展理论说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内,使用要素最多从而提供产出最多的部门,与人均收入水平是有着明确对应关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由农业、工业与服务业这三大产业构成,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也会发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性变化。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长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移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是提升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化工业主导的转换,经济增长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为显着,只有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降低的。

  之所以坚决不能同意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是因为四个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发展阶段转换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变化,但转换中出现减速,只出现在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这个特殊阶段。既然如此,那么有谁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达8.9亿,统计的城市人口虽然高达7.5亿,其中却有3亿常住人口是农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这种情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去年农民人均收入虽然已超万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来上升了60%的农村物价指数后,去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也就刚过1000美元,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3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也只是初步解决了4.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现代化问题,如果中国的主体人口还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后还会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中国经济怎么就会结束了高速增长期了呢?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对着总数不足5亿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说的,拿过剩最显着的钢铁产业来说,虽然去年钢产量已超8亿吨,但人均刚刚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都是人均1吨产能的时候才实现了工业化。所以,由于“中速增长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这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是严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会说,你在前面已经说美国是在2500美元,欧、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到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那么中国目前已经超7000美元,已是日欧上世纪70年代水平的翻番,为何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了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战后70年平均,美国的通胀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会贬值30%,所以若按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是刚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抛开复杂的通胀因素,我们只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因为发达国家在发生向服务业主导增长时代转换的时候,服务业产业就业比重都无一例外地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发生在2011年,当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过去两年的趋势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刚刚超越40%,这样的就业结构,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吗?

  第三,中国如果是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过渡,则经济指标的变化也应该处在正常状态,正像人从中年向老年过渡一样,如果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人不应该感到明显不适。但是过去四年的经济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却表现出越来越显着的经济病症,如企业利润严重下跌,铁路货运量猛烈下跌,PPI显着下降,M1增长率显着放缓,发电量跌入历史低谷,以及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并低至西方市场经济爆发危机时的水平,所有这些指标变动方向,无一可证明中国经济目前是处在正常变化范畴,而是明确表现出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试问“中速增长理论”,能对这些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吗?

  第四,还有一种解释,叫“旧力已尽,新力未生”,是说由于中国经济处在结构升级期,相对于原有供给结构的消费需求已经消失,但新消费却因产业升级需要一个时期而不能满足,所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个特定时期都会慢下来。初看起来这个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实在不禁一驳。发展经济学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因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中国,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家庭耐用消费品从上世纪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向家用电器等千元单件级,乃至新世纪初向住房与汽车等万元以上单件级的过渡。但是还是前面所说的道理,中国直到目前还有8亿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还停留在千元单件级阶段,而远没有进入到万元、十万元乃至百万元阶段。拿家庭汽车来说,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量为26辆,但即使在广东和浙江这样农村经济发达的省份,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量也没超过10台。实际上,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家庭汽车普及率都已超过50%,拿这个水平衡量,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能说已经到了消费水平足以带动产业结构出现新升级的时代。

  显然,所谓“旧力已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中国仍有8亿农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砖瓦木料,而不是钢筋水泥房中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建材工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几亿农民远离亲人在城市打工而头无片瓦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
 
  以上四个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走不出这些认识误区,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经济下行就不会停止。

  为什么只有城市化是出路

  文章分析,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下一步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危机的频繁爆发与长期化。从美国看,虽然2008年-2014年经济总共增长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业产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机前实体经济停滞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老路,爆发新的危机就在眼前。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缩,新千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运需求的BDI指数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BDI指数也没有跌到过700以下。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油价下跌影响,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贸易,可能会出现自次债危机以来的新一轮收缩。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跟着净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国的净出口率掉了6.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个百分点。由于外需下降又没有内需接替,过剩的矛盾当然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惟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的过剩,因此这种观点的声音也不强,虽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础设施投资保增长的老路,但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也很清楚,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走不远。那么就只剩下消费,又为什么必须用城市化来开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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