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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改革的两条政策思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0:30:59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合一的，当时的经济政策就是社会政策。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业化改革目标在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而非原来的社会甚至是政治单位。这方面相当成功，中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社会包袱。照理说，当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就要建立社会政策，替代企业来负担社会功能，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但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抓大”政策产生了很多庞大无比的国有企业，它们有财力以不同形式继续承担一些社会政策功能。“放小”政策（民营化）则导致了原来隐含在企业制度内部的社会政策的全方位解体。而从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来的非国有企业的情况，和被民营化的企业的情况相差无几。 　　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建立社会政策（或者社会保护）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严格地说，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建立社会政策制度。在官方层面，社会政策仍然从属于经济政策，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牺牲社会来保障GDP增长 　　但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冲击了。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诉诸于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提升GDP的增长。尽管教育产业化没有明文的政策，但实际上是大行其道。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属于社会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教育则成了一个暴富“产业”。教育系统的扩张、学生扩招、大学升级、合并和大学城建设等等，都是围绕着GDP和经济增长展开的。GDP主义侵入教育领域是中国教育改革越改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 　　之后，GDP马上就侵入了其他领域。医疗卫生是另一个社会政策的重灾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市场，更是把GDP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政府的一揽子拯救危机的财力和宽松信贷政策的好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GDP主义的推动下，把本来具有很大社会性的房地产视为纯粹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脆弱，但现在是越来越难以支撑自身。例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得到发展，但到现在为止，这个阶层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和中国缺失保护社会的社会政策有关。社会领域被GDP主义侵占之后，中产阶级没有生存空间。无论是教育、房地产和医疗卫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社会和保护社会，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产阶级。社会上所说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当然，下层阶级仍然处于社会体制之外，很多人连当“房奴”和“孩奴”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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