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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受罚 副教授为何以身试法

http://www.CRNTT.com   2010-04-14 11:21:11

●一样的超生，不一样的成本 　　给“超生”算算帐 　　按照现行法律，对超生的处罚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征收“社会抚养费”，二是授权所在单位追加处罚。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对人身的控制已经弱化，所以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折算成经济处罚，这取决于“单位”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力。如果对“单位”的依赖比较深，影响就大些，如果一个人没有“单位”，这方面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杨先生的代价已经相对较重 　　身为副教授，有可观的社会地位和薪水，来自单位的处罚就显得沉重些。不然的话，杨先生也就不会成为所在单位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钉子户。当然，杨先生夫妇还是能够承受这个代价的，杨先生是媒体的知名评论员，可以赚稿费，他们“有信心保证她们两姐妹的生活、教育水准在同龄孩子平均水平以上。要知道孩子的自信心幸福感更多源自父母的爱而不是丰富物质生活。” 　　更多的超生挡不住 　　通过分析“超生”的成本，可以看出，因为各人“单位”和财产状况的不同，来自法律的处罚效能有着很大差异，最能制约的是公职人员，相比而言，如果身为老板、自由职业者，或者农民，没有“单位”能限制他们的工作，只需要考虑罚款。在罚金不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下，计划生育的制约效果就大打折扣。有人因此建议对高收入超生者追究刑事责任，不过，这其实也违背社会公义并且没有任何可行性。 　　●杨支柱要做计生领域的孙志刚？ 　　超生折射了计划生育的法理困境 　　虽然有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但是这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法律义务，其核心是“提倡一胎”而非“禁止二胎”，虽然有一些限制性条款，但是没有明确、统一的处罚规定，作为一项法律义务，其内容必须明确，否则就难以履行。由于超生的成本主要在经济方面，而人们的承受力是大相径庭的，导致了事实上的同罪不同罚，违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的周期 　　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之初，中央指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年过去了，从权威专家到民间草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调整人口政策。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提案建议放开二胎。事实上，即使拥有二胎指标，迫于经济压力、生活精力，很多人选择放弃。 　　有些违法能推动社会转型 　　中国正处于艰巨的社会转型之中，所谓社会转型就是说，各个领域中的现行规则、制度，多多少少是不合理的，或有不合理之处，是有待改进的。民众守法固然是维持秩序的基本前提，但把守法作为一个义务加之于民众，却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法律本身必须大体上是正当的，惟有这样的法律，才对人的良心具有约束力。但是，当法律把一种普遍的、正当的行为判定为非法的时候，法律本身的正当性就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改革。 　　结语：超，还是不超？这是谁的问题……（腾讯新闻频道《今日话题》 201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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