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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各界人士致信清华反思大学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1-04-24 11:21:03

刘再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平。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都被视为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治征、胡先彇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 　　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从1921到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一九二五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一九一七年由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一九二五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一九二八年夏季辞去职务）。 　　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幷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更早就与清华大学有关系。一九二0年，他结束了欧洲之旅（从一九一八年年底开始，和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同行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回到中国不久，就到清华讲述“国学小史”，一九二三年又再次到清华讲学。由于梁启超访欧时亲眼目睹西方的社会危机，因此回归故国后在上海吴淞公学发表演说幷写了一些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一味效仿西方，终归失败，幷认为中国不可以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在新文化运动热潮中，他发表这些意见，便被误认为是反新文化的保守派。梁启超被视为文化转向，王国维被视为拥护张勋复辟的遗老，吴宓被视为《新青年》的唱反派，于是，清华就被剔除于新文化的范畴之外了。我现在为清华请命，提出问题，是从两个层面着眼。 　　第一，是把“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这一范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开，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突出的、走向巅峰的部分。五四之前，晚清有个维新思想运动，这也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从1898年严复发表《天演论》和康梁维新运动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就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了。所谓新文化，乃是与中国故有文化相区别的带有异质的文化，即以西方理念为参照系的文化。梁启超提倡新小说，改变了中国文学史把小说视为邪宗的观念，便是新文学革命的先河，而他在史学上用进化史观取代循环史观，哲学上介绍霍布士、笛卡尔、洛克、康德等西方大哲（参见《西儒学案》），这也是“五四”的先声。王国维介绍康德、叔本华等也应作如是观。梁启超把甲午海战前前后后的“接受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王国维语）的潮流，称作“晚清之新思想运动”，我们把这一新思想运动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与序曲，幷不唐突。胡适、鲁迅这些五四健将无一不受其影响。胡适自己说，连他的名字都是在“适者生存”潮流下的产物。鲁迅则说他在水师学堂里最快乐的事是吃辣椒、剥花生米、读《天演论》。 　　梁启超认为，晚清新思想运动的主体不是西洋留学生，他说：“晚清之新思想运动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所以他责备说：“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他大约没想到，正是这些西洋（还有东洋）留学生，发动了另一种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把启蒙的重心从“新国民”（群）移向“新个人”（己），而在运动兴起之时，他已踱入研究室写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尽管他对西洋留学生早有为微辞，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介入，但他毕竟为这个大运动开辟过道路。尽管此时他的思想已回归传统，立于保守之地，但叙述中国现代新文化史，都离不开身在清华的先觉者的名字。 　　第二，在五四运动中，胡适与吴宓的对立，《新青年》与《学衡》的对立，鲁迅对《学衡》的批评，使吴宓被“本质化”为反新文化的符号，这也是不妥当的。我这么说，本需用论文形式来论证，但我已“返回古典”，不想再进入这一论题。今天只能简单地讲讲。首先，我认为胡适与吴宓都是美国留学生，他们都在美国接受新文化、新思潮，只是接受的是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胡适倾心的是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吴宓则师从白璧德（I?Babbit）。杜威实用主义理念所派生的“学校如社会”的教育思想，在美国影响极大。这种思想的正面影响是使学生不会当书呆子，负面则是不重系统的知识灌输和“德育”建构，而身在哈佛大学的白璧德则强调“纪律”（规律），强调“规范”，包括讲文学纪律、文学规范，本就保守一些。吴宓在《学衡》杂志中，曾对白璧德及穆尔的人文主义思想做了认真的评介。这些评介，当然是新文化。此外，吴宓还用西方的宗教理念和哲学理念解释《红楼梦》，我曾引述过他的论述，其理念与方法都很新鲜。 　　特别应当提起的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清华有两个同道，除了王国维就是吴宓。关于这一点，已故哲学家和西方哲学翻译家贺麟先生曾做过公道的评价，他说：“……从文化价值的观点，特别提倡美育或艺术，以作新文化运动时期，介绍新文化，改革旧思想旧道德的重要指针的人，当推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力主以美育代宗教，已揭示了西洋近代宗教艺术与宗教，同样做有力提倡，见到二者贯通一致，相互为用的地方的人，我们应举吴宓先生……吴先生所谓‘借幻以显真’，意思实与蔡先生‘艺术所以表现本体界之现象’相通。现象属幻，本体属真。吴先生所谓‘由美而生善’，与蔡先生认为美有增进超功利的道德之作用，甚为相符。不过吴先生对于宗教价值之尊崇，认艺术为方法，宗教为目的之说，便超出了蔡先生所处的启蒙时代的思想了，至于吴先生认政治实业等皆须有宗教精神充盈贯注于其中的说法，尤值得注意，盖依吴先生之说，则宗教精神不一定是中古的出世的了，而是政治实业，换言之，近代的民主政治，工业化的社会所不可少的精神基础了。德哲韦伯于其宗教社会学中，力言欧美近代资本主义之兴起及实业之发达，均有新教的精神和伦理思想为之先导，吴先生之说，实已隐约契合韦伯的看法了。”（“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贺麟选集》第370-37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吴宓先生无论是努力评价白璧德、穆尔的人文主义思想，还是译述Heornle的《神、心灵、生命、物质》一书，或是讲美育、释《红楼梦》，都进入到世界西方新思潮的深层，我觉得应把这些深层论述列入五四新文化的内涵。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墓碑上的题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世界新文化的核心内容。拥有这种精神与思想的王国维、吴宓等清华学人，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应有重要的位置。  　　（选自《共鉴“五四”?“五四启蒙课题答问纪要”》，二〇〇九年香港三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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