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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魏晋时期佛教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17 14:22:59  


 
  到了魏晋时期,佛教为文化精英们指出一条寻回话语权的道路。文化精英们发现,出家成为僧侣之后,不必再受纲常伦理的束缚,尤其不必受“君为臣纲”的限制,可以在皇帝面前抬起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东晋时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强调僧侣不必向君王下跪。僧侣们谈论佛法,拥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环境,而不必像儒者那样,受到朝廷的干预。佛教这样的言论自由,对文化精英形成了吸引力。文化精英们即使不出家,在谈论佛法的过程中,也能体味到自由言说的快乐。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既追求言论自由,也追求精神自由。在如何实现精神自由方面,他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他们无非是清谈、喝酒、吃药,放荡形骸,或做一些与众不同、索隐行怪的事情,但这些只能暂时满足精神自由的需求,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教为他们指出一条比较彻底的路径: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真正过一种超俗的精神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魏晋以后,佛教的影响力很快超过玄学。一些文化精英不再在玄学中寻找精神自由,而是转向佛教。他们出家当和尚,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身陷逆境,而是为了找到精神自由。在佛教寺庙里面,文化精英们精神解放和言论自由的诉求终于得到了满足。

  大众的精神安顿需求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还来自大众层面。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普通民众在生活上很痛苦,在精神上也很痛苦,特别需要用一种“精神鸦片”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可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找不到这样一种精神安慰剂。中国哲学在发端时期,就走上了精英文化的路向,只关注上层社会的理论需求,热衷于“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不关心大众的精神安顿问题。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基本上都属于精英文化类型。儒家哲学鼓励人到朝廷去做官,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而安慰功能比较弱。道家哲学鼓励人们到山林去修行,对文化精英来说,有一定的安慰功能,可是对本来就在山林中劳作的贫苦大众来说,并不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同时,中国的原始宗教在春秋时期就被解构,没有从中发展出理论形态的宗教,没有形成一种适合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哲学早期的理论构成中,大众文化一直处在缺位的状态。

  魏晋以前,政治哲学是主流话语;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转向人生哲学,但玄学家只讲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没有讲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普通民众的精神安顿问题,依旧无人问津。佛教同中国固有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在起步阶段选择的就是下层路线,而不是上层路线。它从生、老、病、死等人生中的痛苦讲起,形成一种适应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佛教所描绘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有强大的精神安顿功能,可以缓解人的痛苦,对深陷苦难之中的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佛教的这种精神寄托功能,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因素,是需要引进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佛教在中国普罗大众中有非常广袤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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