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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从“办大事”谈起

http://www.CRNTT.com   2011-08-20 11:02:59

清末，当世界的“天”早已变了，而原来按部就班的政治传统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还有人坚持“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传统，以及《礼记.礼运》的“小康”和“大同”两个历史阶段，提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三世说中，历史呈步步上升的趋势，而不是三统说的简单重复，包含了康有为希望中国进步的愿望。三世说的影响至今不衰，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现在正摸着石头过河前往“小康”社会。 　　康有为希望借“天变”的警示，打破满清“道亦不变”的绝不政策。他失败了，前清也因此灭亡。 　　康有为走到了中国历史哲学与西方历史哲学的交汇点上。一般而言，历史哲学可大致分为线性观和循环观两大类，后者在东方思想（但不包括伊斯兰思想）中是主流，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却不多见。古希腊人认为，城邦的各种政治制度在彼此转换中。专制可以走向民主，民主也可能转向专制，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永久不变的。古代民主制不像现在这样稳固，而现代专制也远不如以往那样稳定。 　　在基督教世界，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线性的向前发展，他们很少想到循环和倒退的可能。有几位重要的思想家是例外。 　　列奥.斯特劳斯把现代性的起源上推到尼可洛.马基雅维里 （1469-1527）。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以推崇理性、相信进步为标志的现代性达到了一个高峰。但马基雅维里与那些哲人们不同的是，他持历史循环论；相似之处是，他也支持自由的共和制，蔑视专制制度。 　　相对于线性历史观，历史循环论不仅符合现实，还有一些好处：它把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使他们敬重自然，敬重神灵，避免无知的狂妄；历史各阶段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进步也不是必然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为了正义的制度，人们必须奋斗和抗争，而不是等待它的自动到来。这对相信永远进步、相信历史的尽头有天堂（或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是有效的解毒剂。在直线前进的历史观中，人们向往天堂，在“没有救世主”的歌声中寻找“大救星”，放弃他们的自由，然后温顺地被领入屠场——他们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许多国家上演过。 　　在现代性的潮流中，乔万尼.维柯（1668-1744）几乎孤独地反潮流，在也是反理性和进步的浪漫主义于19世纪兴起时，他才被发现。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他认为，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诸神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这个理论展示了一个权威逐渐下降的情景。当人获得了完全的理性，耗尽了他的智慧，政体和哲学腐化，凡人时代也就结束了，虔诚、信仰和真理回到人间，历史在神的注视下开始进入新的轮回。 　　维柯的论证很深奥，大都以古罗马历史为依据，但这不妨碍他的理论对其他民族的启发作用。在维柯的三个时代论中，时代的转变须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不同于董仲舒的三色转化，那只是简单的夺取政权；也不同于康有为的乐观向上的三世说，因为时代变迁不必然带来进步。如果没有真正的制度变革，所谓的“新社会”并不会比“旧社会”更好，也许还会更坏。为了改善，甚至只为了不变坏，一个社会需要时时获得强大的动力。 　　从维柯的理论可以推论出，那些还没有进入人民统治（民主共和时代）的国家现在处在英雄时代的末期，而过去的“英雄”已经被人民识破和抛弃，作为专制权力的基座，他们已经在垮塌中；带领国家进入民主制度的人将成为新的、最后的英雄；民主国家的种种弊病，可以用诸神时代的“虔诚、信仰和真理”来治疗，这样的治疗已经出现；历史不可能产生一个时代，人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安享，如在天堂一般。 　　人们不应无视自己更为严重的问题，而放眼世界，一心观看遥远之处他人的弊病并为之欢欣鼓舞。一个人的疾病不能证明另一个人的健康。我们可以肯定，专制不应是民主的未来——即使民主已经被腐化，因为专制的腐败与残暴最为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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