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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http://www.CRNTT.com   2011-12-06 10:08:56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现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它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它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它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而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爱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名实很不相符。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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