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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NTT.com 2013-05-28 12:02:41 |
清朝末年,商人的组织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行会等早期商人的聚集组织,已经逐渐变成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雏形。这是一个由上海部分官员和商人成立的议事机构,商人在公所内商量行业大事,清政府对实业鼓励的举措不断加大,同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分别在汉口和天津成立商业会议所,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后,第二年根据现实需要,政府颁布《察定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业公所一律改名为商会。 1905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商会。到1908年,中国共有58个总商会和223个分会,其中海外分会有9个。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总数得到迅猛发展,增加至794个,1915年激增到1262个。 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商业繁荣的地方,到处可见各地的商会和公所。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商会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商人的社会身份和组织的有序化。 此时,半官方半民间的商会普遍建立,却遭到政府的严密控制。 按照规定,各地商会组织的建立,都需要呈报官府,政府对商会的活动也加以限制。《察定商会简明章程》的若干条文解释中明确规定,商会会议限于讨论有关商务事宜,演说只能集中于会议之内。“一切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 这些,让商会的民间性大大减弱,但是清朝末年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减弱,中央政府政令也难以触及到地方公共事务,因此商会的独立性反而大大增强。 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 民国早期,军阀混战,各派系都拉拢财团成为重要的后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繁荣,上海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相继出现,以宁波人虞洽卿为首的航运公司和宁波系四明、中国通商银行为基础的银行财团,以纺织和面粉行业为核心的荣家资本企业,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高度交融,并与政府联系密切,形成类似日本财阀的财团组织。 实力雄厚的上海江浙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商会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振兴本国商务和实业,“联商、振商、保商”成为各地商会的宗旨。 以上海为例,当时工商分家,分别有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在上海的商会叫上海总商会。但一些工业企业也参加商会。商会某种意义上同政府存有矛盾,有斗争也有联合,这是因为政府要收税,企业总希望低税;而商业领袖又与政府关系密切,以获得某种垄断资源,获取巨大利益。 解放后,新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与旧的中国工商联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成为会员,私营企业虽也是主要会员,但是国营企业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文革”期间,全国工商联工作基本停摆。 改革开放后,1979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崛起的前提下,工商联的行动纲领也相应调整。 随后多次变革,到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为“中国民间商会”,使得工商联具有“总商会”的性质。由此,全国工商联就可以以“中国民间商会”(中国总商会)的名义和形式,积极开展各种对内对外的活动,各地的商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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